我的、你的和我們的

文化背景不僅影響著我們的婚姻，同時也對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作出選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一開始，生長在個人主義文化國家的人們就被告知作出個人選擇的特殊重要性。即使是在前往地方百貨商店的路上也可以上一堂關于這方面教育的課，尤其是在美國，因為百貨商店里為人們提供了上百種選擇。從孩子們牙牙學語開始，甚至在他們剛學會用手勢表達時，他們就經常面臨關于選擇的問題，如：“你喜歡哪一個？”父母會細化選擇范疇，并耐心地給孩子們解釋各個選項，諸如每種麥片粥的區(qū)別、每種玩具的區(qū)別，并鼓勵孩子們作出自己的選擇。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孩子們被教育如何作出更難的選擇。四歲以后，他們需要理解并應對極具挑戰(zhàn)性的問題，如：“你長大以后，想成為什么樣的人？”兒時的經歷告訴他們，他們必須學會分辨自己的喜好，以及什么會使他們快樂或不快樂。因為他們的快樂是以這種方式呈現的，選擇就顯得至關重要，因此他們必須學會判斷自己作出選擇的后果。

與之相反的是，集體主義文化更強調個體對于社會的責任。孩子們通常被這樣教育：“只有按照爸爸媽媽的話去做，你才是個好孩子?！倍改竸t無須多作解釋。從你的飲食、衣著、玩具到學習的課程，父母對你的期望是最為關鍵的。等你長大了，大人們不再問你想要什么，而是問：“你會怎樣滿足父母的愿望？你會怎樣做讓你的父母為你感到自豪？”你的父母及其他長輩會為你指明正確的生活道路，避免不必要的錯誤。生活中有“正確”的選擇，也有“錯誤”的選擇，遵循父輩的指示，你將學會如何作出正確的選擇，必要時甚至放棄選擇。

我們已經看到兩種不同的思想對婚姻產生的影響，讓我們進一步來探討一下二者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取出一張紙，在紙的正面寫上生活中你希望由自己做主進行選擇的事項，在紙的背面寫上那些你比較傾向于讓他人幫你作出抉擇的事項，寫完以后，再仔細思考幾分鐘，確保自己沒有落下什么。好，我們現在將正反兩面的內容作一下比較。你是否發(fā)現兩類內容有何規(guī)律？你不希望由他人幫你作出決定的事項是哪種類型的？而哪些類型的抉擇是你非常希望由他人幫你完成的？

我在京都居住期間，以100位美國學生和日本學生為對象進行了這項實驗。美國學生在紙的正面通常寫的是：“我的工作”、“我的住所”、“我投票選舉的政府官員”。事實上，這些美國學生希望自己做主的事項太多，正面一頁紙幾乎寫不下，連邊邊角角也寫滿了。而在紙張背面，則基本上是空白，或是寥寥幾條事項，最普遍的是“我死亡的時間”或是“我所愛的人去世的時間”。換句話說，美國人希望他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由自己做主。而對日本學生的調查結果則大相徑庭，沒有一個人希望盡可能地由自己作出選擇。事實上，這些人寫出來的不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項達到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項的兩倍之多。他們通常希望由別人幫自己作決定，例如，飲食、衣著、早上起床的時間或是他們的工作內容，等等。將兩國學生的答案進行比較，美國學生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項是日本學生的四倍。

雖然這些受訪者是大學生，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從社會上學到了各種關于選擇的規(guī)則，并以此作為我們選擇的行為準則。在斯坦福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我與我的導師馬克·萊珀（Mark Lepper）開展了一系列研究。第一項研究是在舊金山一條日本街的一所小學進行的。小小的教室里放了兩張凳子、一張桌子。一張凳子上坐著開展實驗的史密斯夫人。桌子上放了六支不同顏色的彩筆，六堆字母順序被打亂的單詞，這些單詞都被作了分類，如“家庭”、“動物”、“舊金山”、“食物”、“聚會”或是“房子”，每張單詞卡片上都含有能再組成屬于這一類別的新詞的字母。舉例來說，一張標有屬于“動物”類別的卡片上，包括字母“R-I-B-D”，這些字母的順序經調整后，就變成了“BIRD”（即“鳥”）。7~9歲的孩子們（半數是亞裔，即日本和中國移民的后代，在家都說母語；半數是英裔美國白人）一個個輪流走進教室，坐在史密斯夫人的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