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又是一種注重內在的道德修為的人本主義文化，它以“人”為主體，不必倚仗本身以外力量的救贖，它不像中世紀西方的神權文化那樣承認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而是專注于對人的內在道德良知的發(fā)掘來實現“自救”。如儒家求“仁”就是反求諸己，立下居仁由義的志愿，仁義便自然而至。中國文化的深層理念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舜何人也，余何人也”、“人定勝天”等等對人性和人的能力都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tài)度，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是相信人的“自力”的，中國文化相信自救是有可能的，相信通過自身的磨礪和修煉，人是有可能臻于道德至善的境界的。此種文化理念的先進性自不待言，但本著“看問題要一分為二”的原則，我們同樣不應忽視的是，在歷史上，這也是人治傳統(tǒng)的文化根源和民眾盲從、神化帝王將相等“大人物”的心理基礎。在這種文化里，最高等級的人(君主)的住宅(宮殿)成為最高等級的建筑物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們再看一下西方。西方文明的走向在羅馬帝國中后期發(fā)生了一次重要的轉折，由西亞希伯來文明衍生而出的基督教傳入了歐洲，“兩?！?希臘與希伯來)文化合流，形成了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此種文明一方面強調神權至上，另一方面又以承認人的“有限”和“有罪”為心理基礎，對人性不抱過于樂觀的態(tài)度，所以在其深層理念中對于人性之惡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本能的防范，“人(包括君主)是靠不住的”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從而就促使人們精心設計有效的社會制度來限制人(尤其是君主)的極有可能的作惡，以保障大眾的權益不受侵犯。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君主專制這種東西在羅馬帝國之后的西方世界不太容易行得通，從而也就導致了西方中世紀建筑藝術的最高成就是體現在他們的哥特式教堂上，而不是在君主的宮殿建筑上。

文化對建筑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筑才被看作是精神理念的物化形態(tài)，是物化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