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與釋古學派本文原載《王瑤先生紀念集》，標題為《瑤華圣土——記王瑤先生與清華大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直到現(xiàn)在，先生對清華大學的那種深情，于我還是個謎。記得是在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北大和清華聯(lián)合召開朱自清先生的紀念會。先生在會上做了長篇發(fā)言，如數(shù)家珍般地論述清華中文系的璀璨歷史，直言不諱地批評院系調整時將清華中文系取消是“一大損失”，“因為它不是一個大學的一個系，而是一個富有鮮明特色的學派!”先生很有感情地說，“我常說，我是清華的，不是北大的”。后來錢理群兄告訴我：先生不止一次地說過這句話。我感到驚愕：先生桃紅李艷，蓋出自燕園，這是眾所周知的。何以有“我是清華的”這一申明?是因為先生青年時代曾就讀于清華，抑或他的兩部開山力作(《中古文學史論》和《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都完成于在清華授業(yè)、工作時期?抑或意味著某種精神、氣質上的歸屬，學派風格上的師從?抑或還有埋藏更深的情感動因?我不敢肯定。先生在講這句話時，眼神里分明閃爍著興奮和感傷的色彩，它使我不敢做膚淺的妄測。后來，又有機會見到先生時，曾想貿然地提出這個問題，但終于沒有出口。待到去年那寒冷的日子，先生的充滿智慧的煙斗永遠地熄滅之時，我意識到，只有在先生遺稿的字里行間去尋找那深邃的謎底了。

可以肯定，先生對于清華的向往，是從中學就萌發(fā)了的，否則難以解釋，1934年先生負笈來京既考取了北大又考取了清華，何以在魚和熊掌之間舍北大而就清華。究其原因卻又只能做幾分猜測：先生高考的那個年代，北京大學由于受到國民黨政府鎮(zhèn)壓和控制，已從五四時代的先驅地位退落下來，政治上較為沉寂，學術上亦趨于保守。而清華大學，由于同美國的特殊關系及梅貽琦校長實行自由主義辦校方針，使得進步的政治力量和學術力量得以部分的保存和發(fā)展。美國用“庚款”余額辦清華，本意是培養(yǎng)追隨西方的精神領袖，但其結果多與初衷相悖。學校與美國的緊密聯(lián)系反倒使愛國師生較其他學校師生具有更為開闊的世界眼光?！爸形髫炌?，古今融匯”成為清華中文系獨具特色的辦系方針，將西方文學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列為必修課為當時國內大學所罕見，以大師陳寅恪和著名學者聞一多、朱自清、王力等為骨干的教師隊伍在學術上顯示出一種既嚴謹縝密又富于開創(chuàng)性的生氣勃勃的態(tài)勢。作為一個在中學時代就已正式參加“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文學青年，王瑤意識到自己才華的充盈，他渴望為自己找到一塊足資生長的沃土和表現(xiàn)自己的舞臺。而當時的清華就是這樣的沃土和舞臺。王瑤的選擇，從實質上說，是對一種開放的、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環(huán)境的選擇。

然而，首先卻是歷史選擇人。日軍進逼、華北將亡的險惡形勢把一切有良知的青年推向抗日救亡的前哨。王瑤于1934年9月入學(學號2544，榜次第89名)后，即投身于政治活動，并在撰寫時事評論方面以思想聰敏、倚馬成章而嶄露頭角。次年3月因參加地下黨組織的“現(xiàn)代座談會”而第一次被捕。同年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游行示威。1936年3月，因參加抗議反動當局將中學生郭清迫害致死而舉行的抬棺游行，二陷囹圄。兩次鐵窗磨難的直接結果是于193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于同年10月受命主編《清華周刊》第45卷。

逼人的社會問題可以使青年早熟。當我們面對這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舊雜志合訂本時，很難相信它的編撰者竟是一批20歲左右的“娃娃”。它厚達1600多頁，總計約200萬字，出版時間為1936年11月到1937年1月的3個月之間。每星期出一期(含副刊)，約一百三四十頁，每期不僅有對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的述評，而且以絕大的篇幅介紹新文化、新思潮、新科學，從《周易的辯證觀點》到《蘇聯(lián)的五年計劃》；從《地球的冷卻》到《同溫層飛行》；從高爾基、愛因斯坦到弗洛依德；從政治民主化到性道德，等等。它的學術論爭常常驚擾社會上的“大人物”，早在第272期卷就曾刊載張君勵的文章而在全國引起一場關于“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的軒然大波。在王瑤主編的這一卷上，由于連續(xù)刊登批判葉青荒謬哲學觀點的文章而逼得葉青站出來答辯：《哲學不會消滅嗎?》(載第9期)顯然，在《清華周刊》的編撰者看來，抗日救亡并不只是單純的政治斗爭，而是開啟民智、提高人的素質的偉大的啟蒙運動。事實上，這本周刊的影響也早已越出清華園而遠播于社會，在全國的周刊中，它的影響僅次于《國聞周報》。當我們將這厚厚的合訂本一頁一頁翻下去的時候不禁聯(lián)想到五四時代北京大學學生創(chuàng)辦的《新潮》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