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華兩校在校慶之際，分別公布了屬于他們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最新數(shù)字：至一九九七年止，清華教師和校友中兩院院士共有三百六十四位(在校三十七位)，北大的相應數(shù)字是三百六十位(在校三十位)。以兩院院士總數(shù)一千三百六十五位(包括原來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在內)計，清華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七，北大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四。兩數(shù)相加，共占百分之五十三點一。扣除兩校統(tǒng)計數(shù)字中的重復部分(例如葉企孫、馬寅初、馮友蘭、季羨林、傅鷹先生等，清華和北大都會統(tǒng)計進去)，大約仍可為百分之五十。這個數(shù)字與上面提到的科研經費的那個百分之五十正好相若，不亦巧乎。只是，第一個百分之五十(院士數(shù))，那院士們多是解放前的學子，而第二個百分之五十(科研經費)，則是解放后的事情，兩者本沒有太多的必然聯(lián)系。不過，那占百分之五十的科研投入，也是彈(錢)不虛發(fā)，物有所值。至少，清華和北大大概還沒有把得來不易的錢花銷在宴會和別墅的競相媲美、競相腐敗上。

我們曾一次次叨念著、歡呼著科學的春天。人類科學發(fā)展的漫長歷史果真有春天的話，那她在近代中國則是羞澀而脆弱的，而且姍姍來遲。

一九四九年一月，陳毅來到清華園，看望當時清華大學的負責人葉企孫、張奚若、吳晗、潘光旦、張子高和周培源，并在合影照片上題字簽名送與葉企孫先生。他帶來了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關懷，帶來了春天的消息。但是，科學的春天并沒有到來。

一九五六年，黨和政府號召“向科學進軍”。知識分子們以為科學的春天已到，興高采烈，摩拳擦掌。然而，經過一場“早春天氣”之后，便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成了“右派”，頃刻墜入嚴冬。

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宣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忽如一夜春風來，知識分子們一覺醒來，成了社會主義的人民的知識分子。然而，周和陳都無力把春風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知識和知識分子都遭到滅頂之災。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鄧小平宣布“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們這才預感到科學的春天。

又過了整整二十個年頭，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清華大學一九五一屆校友、剛上任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宣布“把科教興國方針貫徹到底”。

多少個三月，多少個春天，多少個花開花落，在經歷了漫長的期待之后，人們終于學會了用眼睛盯著未來……

1998年5月，清華園

原載《讀書》199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