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山東人民喜歡造反并不是因為他們有這個業(yè)余愛好，而是沒心沒肺的楊廣欺山東太甚了。楊廣對山東總是特別“關(guān)照”，營建東都洛陽，開挖大運河，楊廣下詔征調(diào)了大量的山東民工進(jìn)行無償勞動，餓死、累死、病死的民眾不計其數(shù)。大業(yè)七年（公元611年），山東發(fā)生罕見水災(zāi)，洪水淹沒了大部分郡縣。第二年，走了洪水又來了干旱，全境疫病流行，家家缺衣少食，路上餓殍遍地。面對滿目瘡痍，楊廣不但不聞不問，反而變本加厲，將山東作為征伐高麗的橋頭堡和人力、物力供應(yīng)基地，在這里增置軍府，征兵、養(yǎng)馬、造船、運糧?；旧峡梢赃@么說，一切和打仗有關(guān)的東西都和山東有關(guān)。攻打高麗需要戰(zhàn)船，楊廣命令在東萊海邊日夜不停趕造船只。工匠由于長時間站在 水中工作，許多人人腰部以下潰爛生蛆。一個大活人身上竟然蛆蟲翻滾，這是多么殘酷和可怕的景象！可是，如果能保住性命的話，即使是那些身體生蛆的人也高呼幸運，因為三百艘戰(zhàn)船造完后，生還者只有二分之一。相對于生命的完整，蛆蟲在軀體上咬點肉喝點血，那種不屑真的就跟蛆蟲的個頭一樣，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墒?，在那個只有死亡不死、君王良心閹割的年代，即便今天不死，這次不死，誰能保證明天和下次，腰上生蛆的“幸運大獎”還會落到你的身上？

看完了以上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山東是隋朝的“造反之母”了。

山東之所以比其他地方“倒霉”是因為其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和便利的海上交通。它上連河北、中連河南、直達(dá)涿郡，對進(jìn)攻東端的高麗來說，這里是最好的戰(zhàn)略物資中轉(zhuǎn)站，離前線不遠(yuǎn)不近，具有彈性很大的戰(zhàn)略縱深，而且瀕臨渤海，水師可從渤海灣直接起航，直撲平壤。

種瓜不一定得瓜，因為有可能瓜還是苗的時候就夭折了；種豆不一定得豆，因為有可能癟塌的豆莢里空空如也。但種下一粒罪惡，收獲到的一定是十倍百倍的反罪惡。楊廣就是一個長期播種罪惡的頂級惡霸。他在山東種下了太多的令人發(fā)指的罪惡，不得不反的山東人最終點燃了起義的烈火，并將火勢吹向全國。

公元613年以前，民眾反抗主要集中在山東、河北地區(qū)。但自這年六月楊玄感率軍反隋后，造反風(fēng)潮迅速擴(kuò)大到江南、嶺南、關(guān)中、淮南等地，完成了由點到面的重要轉(zhuǎn)變。

楊玄感造反雖然沒有成功，但因其身份地位的極度特殊，對普通民眾產(chǎn)生了巨大的心理沖擊。這一點《資治通鑒》也有記載。楊廣在遼東前線聽說楊玄感造反后，震動不小，他擔(dān)心楊玄感會形成氣候，急召親信大臣蘇威商議辦法，明白人蘇威斬釘截鐵地說：“玄感粗疏，必?zé)o所慮。但恐因此成亂階耳?！蹦且馑际钦f，楊玄感為人粗疏，不必為他謀反而擔(dān)憂，但是，如果其他重量級人物都紛紛效仿他發(fā)難，那后果就不堪設(shè)想了?？梢姡瑮钚性旆吹慕Y(jié)果是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楊玄感之后，民眾造反更是如雨后春筍，齊刷刷往外冒。大家都是一個心理：尚書貴族都反得，我反不得？這和中國“造反之父”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一脈相承。在這種心理支配下，造反軍天不怕，地不怕，不管誰的奶酪都敢動。

公元614年，楊廣三征高麗回軍時，志得意滿地從涿郡趕往洛陽，在經(jīng)過邯鄲時，竟然遭到了楊公卿農(nóng)民軍的襲擊，搶去了楊廣四十多匹心愛的御馬!這太不可思議了，八千個農(nóng)民軍居然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御駕親征的大軍玩打砸搶，這也太拿皇帝不當(dāng)干部了。

只要鋤頭舞的好，哪有墻角挖不倒？當(dāng)造反軍已經(jīng)牛到敢和國家總舵主面對面掰手腕時，這個國家絕對是已經(jīng)病入膏肓，壽終正寢只是早晚的事了。史籍形容隋末農(nóng)民造反形勢時常用到兩個詞組：群賊蜂起、多如猬毛。

這兩詞用得很有意味，里面藏著兩種動物：蜂和刺猬。兩者體型都很袖珍，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身上帶刺。

對楊廣來說，造反者就是一個個刺頭，在他不以為意的時候，一次次刺得他遍體鱗傷，如鯁在喉。

公元615年，河北、山西一帶的民變已經(jīng)呈炸鍋狀態(tài)，到處是沸水流淌，造反者跟田徑比賽似的，你追我趕，此起彼伏。河北上谷（今河北易縣）的魏刀兒、王須拔以及在龍門（今山西河津）起事的毋端兒的造反軍團(tuán)都超過了十萬人，聲勢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