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制制度下，一個有才能的人在和皇帝的意旨發(fā)生分歧和矛盾的時候，都難免有犯上的“逆鱗”之舉。當然，這一切必須是在維護皇帝尊嚴的前提下來進行，否則你只能是“抱道忤時”，英雄無用武之地，甚至死無藏身之所。

乾隆三十九年(1779年)八月，山東臨清發(fā)生了王倫組織的清水教民反清起義。給事中李漱芳上疏說是“饑寒所迫”。乾隆卻說李漱芳是沽名釣譽。一個月后，清軍鎮(zhèn)壓王倫起義獲勝，乾隆親自在紫光閣審訊被抓獲的起義群眾，命李漱芳旁聽，在這種情況下，被審問者當然不敢講實話，“無以災對者”。李漱芳因此事降為禮部主事，范家賓被充軍新疆。后來過了四年，禮部請將李漱芳升員外郎，乾隆還沒忘此事，沒有批準。李漱芳從此就進了另冊，這一輩子只做到員外郎。李漱芳等大臣講實話受乾隆排斥的事實使和珅感覺到，皇帝身邊是需要一些為人正直、清儉廉明的正人君子一類的高官，但是你在皇帝面前再正直、再正確，官職再高再大，如果一旦忘記了自己仍只是一個皇帝的奴才的話，也終將會被皇帝所討厭、遺棄，甚至治罪打入十八層地獄。在他前任的那些大學士、軍機首輔們?nèi)缂o曉嵐、阿桂、劉墉等人，無不如此。因此和珅感到奴才就是奴才，只有永遠以奴才的身份與皇帝相處，才能博得皇帝的真心喜歡，皇帝才能永遠不會從根本上剝奪你的利益。

據(jù)《朝鮮李朝實錄》的記載：和珅對乾隆“言不稱臣，必曰奴才，隨旨使令，殆同皂隸”。在位居大學士之后，和珅仍舊像當年做御前侍衛(wèi)那樣恭謹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時，和珅以溺器進之。”和珅連仆役下人的活都能干，皇帝怎么能不喜歡這樣的奴才呢？

和珅的這種忠實的奴才身份，甚至在乾隆決定歸政給嗣皇帝嘉慶，大清朝形成了父子“兩個天子”并存的局面時，和珅也身份未變。他雖也表面上討好于嘉慶，但實際上仍忠實于乾隆皇帝。

和珅感覺到，只忠不順的忠臣，其可貴處也是失敗處就在于他們有時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

乾隆越到晚年，越津津樂道他開創(chuàng)的“乾隆盛世”。大概是因為年歲大了，往往愿意懷舊，乾隆晚年一直陶醉于盛世中。因此，直言揭露朝廷弊政的人則常遭厄運。內(nèi)閣學士、禮部侍郎尹壯圖就因直言被革職。

和珅的聰明在于對類似的事情早就看得清楚，他認為乾隆當然是英明的君主，需要直言的忠臣。但是他也看到，給皇帝進直言也是要講時機的，尤其不要損害乾隆個人的英明形象及他所建造的“盛世”景象。和珅更為明白的是，此時的乾隆更需要歌頌與逢迎。所以此時的和珅沒有選擇正直，而選擇了逢迎，而這又是和珅頗得皇帝歡心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