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虎鑰市趕回成都，回到工廠的當天晚上，我來到工廠附近的一所大學校園里，選了一個人少、僻靜的角落，向我認為應該征求意見的重要長輩--父母、岳父母、大舅，一個個地打電話。

接通電話，簡單問候之后，我開始陳述，主要意思是：我要辭職回到虎鑰市，接收我的雖是一家民辦學校，但當個小官，應該不錯；兩口子永久分居不是辦法，總得要想辦法聚在一起，我希望能抓住這次機會。

其實，我心里已經有答案了。之所以征求長輩的看法，一則希望再次驗證自己想法的正確性；再則希望能得到支持，為自己這次冒險提供積極的心理暗示；三是進行禮節(jié)性的知會，以免落下“話頭”，將來責怪我這做晚輩的沒有打招呼。

事實上，這種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答案只有一個--回到虎鑰市。這無異于之后進行公考復習時，書上所說的“集體冒險”。有時候，集體討論并不一定能增加決議的安全砝碼，甚至反而會走向極端。因為，討論的過程中，會議主持人的意見主導著會議的進程，而參會者無非是順著主持人的意愿說下去，為主持人增加冒險的理由而已。這也是日常工作中一些“委辦公會議”、“聽證會”、“辦公會議”達不到預期效果的原因之一。

長輩們聽我把話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也不便阻攔，他們了解我的實際情況，也能體會做兒子、做女婿、做外甥的柳池云的苦楚。

很顯然，結果是：幾位長輩均對我的決定表示支持。

翌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樣來到辦公室，此刻的我知道，這將是我最后一次以廠辦秘書的身份來到這里。

沒有像往常一樣沏茶，而是首先打開電腦，我還是對經手的所有資料進行整理、分類。建立分類文件夾，所有文件全部分門別類地進行歸總，以利于新同志更快上手。對于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工廠，對于一個讓人留戀的辦公室，對于一位父兄般的張主任，我能做到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張主任在外開會。我沒能最先向他說明我的想法，這讓之后的我內疚了很長時間。其實，我之所以不說，更是緣于我對他的感激。也許我不該逃避，但我真不知如何面對他所給予的幫助和提攜。

虎鑰市的公司已經在打電話催我了。

時間緊迫，我首先向人力資源部郭部長談了想法，他這方面的阻力很大，因為當初正是他破格錄用了我，他將對我的辭職承擔責任。而幸好支持他這一想法的金書記已被調走，否則，這二位的關口最不好過。因為，我與工廠簽了五年合同，工廠不放人，我辭不了職。郭部長反復向我說明，從我這個崗位上走出了多少中干、多少廠領導，職位發(fā)展會如何前景光明。他說的這些沒錯，我也深知廠辦秘書歷來就是工廠領導干部的搖籃。但我已顧不得這些了，我想的只是如何盡快回到虎鑰市。對于郭部長的挽留，我只能盡量闡述個人原因及家庭的實際情況，最后，say sorry，對不起！他終于妥協。

 隨后，我分別到黨委書記、分管人事的副書記、監(jiān)事會主席、財務總監(jiān)等廠領導辦公室，一一說明想法，告別，領導們顯得很開明，紛紛表示遺憾和惋惜。尤其是人事副書記的一番話很是語重心長，我至今記憶猶新：“現在人才流動了，夫妻能盡快團聚，這是好事情。不像三十多年前，我們那時候，很多同志要一直熬到退休，一家人才能到一起。那時的日子多么艱難哪！”還列舉了很多與其同時代人的經歷，總之，他對我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