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四年（1888年），龍水鎮(zhèn)教會第三次建堂，光緒十六年（1890年）建成。一年一度的廟會又要到了，教會請官府出兵把守教堂。結果民教還是起了沖突，教堂第三次被毀。清政府把蔣贊臣當作打教的主兇，派兵前往捉拿。蔣逃往表兄余棟臣家中。每次打教，余棟臣與其兄弟余翠坪都是積極參加者。表弟投奔他后，他激于義憤，開始拉攏人馬，歃血訂盟，組織煤窯與紙廠工人，攻入了水龍鎮(zhèn)，殺教民十二人，損毀教民房屋二百余間，沒收教民財產(chǎn)，并且強迫教民退教。周邊群眾聞聽之下，也開始紛紛打教。清政府派兵鎮(zhèn)壓，余翠坪犧牲，余棟臣逃匿。是謂第二次大足教案。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大足縣令調任他地，余棟臣回家，娶妻置產(chǎn)，不再和教堂斗爭。但是教士與教民對之不安，給清政府施壓，促使地方官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逮捕了余棟臣。蔣贊臣率人劫獄，成功。余棟臣勢成騎虎，不得不再次舉事。他們首先沒收了教民與教堂的糧食，在起義檄文中則別開生面地提出：但誅洋人，非叛國家。當然了，如果官兵剿滅他們，他們則反過來要把官兵當敵人看——“并非我朝臣子”。至于起義軍的小旗上，更是寫有“順清滅洋”的口號?，F(xiàn)在無由評斷余棟臣提出此口號是什么心機，但是起義中間他與蔣贊臣曾有過接受政府招安的想法，只是在其他領導人的反對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但是余棟臣的“順清滅洋”卻影響深遠。第一，這個口號通過會黨傳到了北方，讓山東的義和團也稀里糊涂地打起了“扶清滅洋”的小旗；第二，這小旗讓清政府一些本就同情義和團的地方官也稀里糊涂起來，對于義和團弄不清是剿還是撫，搖擺不定中讓其勢力坐大并直接影響了北京最高層的政治決策！

事實上，李秉衡、張汝梅、毓賢、袁世凱等幾任山東巡撫都對義和團持同情態(tài)度。李秉衡說：“民、教之所以積不相能者，則以平日教民欺壓平民，教士袒護教民，積怨太深，遂致一發(fā)而不可制……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為間說，甚已多方恫嚇。地方官恐以開釁取戾，每多遷就了結，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飲恨吞聲，教民愈志得意滿。久之，民氣遏抑太甚，積不能忍，以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憤……是愚民敢于為亂，不啻教民有以驅之也”。張汝梅說：教民“一經(jīng)入教，遂以教士為護符，凌轢鄉(xiāng)黨，欺侮平民，睚眥之仇輒尋報復。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會匪，教士不察虛實，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毓賢說：“竊思東省民教不和，實由近來教堂收納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內，即倚教堂為護符，魚肉良懦，凌轢鄉(xiāng)鄰……又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將糾眾滋擾教堂，或謂某人即是大刀會匪。教士不察虛實，遂開單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袁世凱說：“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有由然也。”

只不過，同情是一回事，執(zhí)行政府政策又是一回事。而政府政策又在外國的壓力與慈禧太后的情緒之間來回搖擺。無邊的謠言與現(xiàn)實的不平，加劇了山東百姓憤怒的情緒。就在直魯邊界的梅花拳因梨園屯教案而舉事的同時，魯西南又出了大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