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西方教會還是很激動，紛紛派員來華，云集香港，討論進軍中國及劃分傳教區(qū)域等問題。更要命的是，第一，歸還舊址引起了諸多風波。因為牽涉到時間的變遷、主人的變換、房屋的修補及百姓的拆遷。比如北京東、西、北三處教堂的歸還。政府無能，在這方面當然偏袒洋人，導致百姓感覺吃虧受冤，敢怒不敢言，心里憋了一肚子火。當然了，傳教士也憋火，法國傳教士的墳地正福寺被周邊中國居民毀得一塌糊涂，遂要求中國政府捆綁幾位居民前往正福寺“叩首領罰”。中國老百姓給中國官員下跪，他們不認為是侮辱，因為跪慣了，讓他們給洋鬼子的墳下跪，天哪，那不太侮辱大清國子民了嗎？大清國子民雖然在自己政府底下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他們更沒把洋人當人看，一直認為洋人雞狗不如呢。所以雙方自然種下仇恨的種子。

第二，西方傳教士很富有犧牲精神，雖然明文規(guī)定不得進入內(nèi)地，但他們還是紛紛潛入中國內(nèi)地。導致中國政府防不勝防。按領事裁判權，抓起來也得好好的歸還對方。如若對方不是好好的，比如法國傳教士馬賴私自進入廣西西林傳教，被咱這邊的知縣審問后殺掉，導致法國英國手拉手，發(fā)動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國依然失敗了，相繼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外國的傳教自由進一步放開，在領事與中國地方官給予驗照的前提下，外國傳教士可進入中國內(nèi)地自由傳教。中法條約里更是被法國方面有意加上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樣。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法之間進一步明確了傳教士置產(chǎn)辦法：“賣業(yè)者勿庸先報明地方官請示準辦?！?/p>

除此之外，傳教士出于職業(yè)的本能，還向中國傳統(tǒng)倫理文化發(fā)起了挑戰(zhàn)，不讓教民搞偶像崇拜、祭祖拜廟等。同治元年（1862年），政府在外國壓力下，頒布圣旨，規(guī)定“凡基督教徒均可免除迎神賽會等費”。這一來更壞了，迎神賽會求雨拜佛的費用，歷來是中國百姓均攤的。有些人入了洋教，就豁免了這一切。其他百姓豈能容忍？

總之，從1844年到1911年的近70年間，共發(fā)生教案1639起之多，引起了諸多中外交涉，搞得中國政府焦頭爛額，以致于負責總理衙門事務的恭親王奕訢向外國人發(fā)牢騷：如果能把你們的鴉片與傳教士請出中國，事情就好辦了。問題是，鴉片乃中國人感情偏好下的自我選擇，宗教乃西方傳教士職業(yè)精神下的強力滲透，前者，中國政府禁不得，后者，中國政府拒不得。

那么教案到底都是如何發(fā)生的呢？我們先講講，什么樣的中國人才入教吧。

中國人當時入教，大致可分作四種類型：第一類，真正的信教者。第二類，吃教者。就是太窮，信了教，可以得幾吊錢的救濟、吃幾個饃饃、租些便宜的地，并且免費瞧病之類。第三類是混教者。中國傳統(tǒng)眼光里的二流子敗家子之類，本就是游手好閑不務正業(yè)之徒。信教之后，有了精神支撐與物質靠山，從此可以耀武揚威，魚肉鄉(xiāng)里。第四類，投教者。就是臨時投機，遇上了官司、利益糾紛或者個人糾葛。臨時入教，抱上教士這條粗腿，方便投機。

第一類第二類尚好，第三類第四類就壞菜了。它會導致諸多民教沖突。反過來講，既使沒有第三類第四類的入教者，仍會有民教沖突，只不過在數(shù)量與程度上會有些區(qū)別。因為，導致民教沖突的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