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沒有辦法，終于光緒四年（1878年）下令將二人同時撤回，代替郭嵩燾的是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做駐法兼駐英公使，清政府這樣做，既省人又省經(jīng)費。那曾紀澤就不怕落個漢奸名聲？非也，只不過他跟他老爹學的，為了朝廷不惜清名罷了。這里有他出使前給法國使館派出的隨同翻譯法蘭亭的一封信，我們看看堂堂的天朝公使是如何的可憐：“現(xiàn)在極要一事，須與臺端一商者：貴國為秉禮之邦，泰西各處禮儀，大半依據(jù)貴國所行以為榜樣。中國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禮儀為重，然道途太遠，風俗亦異；是以彼此儀節(jié)，迵然不同。一切細故末節(jié)，盡于通融辦理；惟宴會一端，尚須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會；凡貴重女賓，坐近主人；貴重男賓，坐近主婦……中國婦女若與男賓同宴，將終身以為大恥……鄙人此次挈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于貴官議禮大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只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同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輩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卻系中國名教攸關(guān)。不必舍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若蒙足下從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規(guī)矩，則將來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為畏途，實與彼此通好長久之局更有裨益?！?/p>

看了曾兄這長長的信，替他頭疼：男女授受不親！你說人家出使在外為國盡忠吧，居然還得倒貼妻妾，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紅穌小手、貼了粉嫩小臉。自己做了漢奸不說，頭上還得頂塊西瓜皮，賣國又賣人，做這樣的外交官，多屈辱?。∽詈笤o澤也是被氣死的，光緒十六年（1890年）卒。

曾紀澤就不說了，繼續(xù)說郭嵩燾。郭嵩燾回國后，被罵得狗血噴頭，心力交瘁，遂請假歸鄉(xiāng)。回到長沙后，等待他的是全城的揭貼與哄罵。光緒十七年（1891年），“洋務(wù)先知”郭嵩燾頂著“名教罪人”的帽子在孤寂中病逝。而他之所以給李鴻章寫這等信，乃是由于天朝大吏中也就李鴻章能理解他了。

李鴻章回信說：“西洋政教規(guī)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咨訪考察幾十年，亦略聞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弟即歷陳煤鐵礦需開采，鐵路電線需仿設(shè)，各海口得建洋學，奈何文祥笑而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跟恭王面陳，他同意我的說法，但卻說無人敢主持。請他跟兩宮太后說說，他說兩宮也不能定此大計。以后絕口不談這個問題了。鄙意鐵路必從煤鐵礦起，目下雞籠煤礦已見成效，其他地方也有開局，奈何士紳禁用洋法機器，終不得放手為之。凡此皆敝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異端責備，中國人心真有萬不可解者矣?！?/p>

一句話，洋務(wù)不容易呀！

事實上在整個洋務(wù)運動中，洋務(wù)領(lǐng)袖就跟風箱里的老鼠似的，左右不討好。頑固派認為，洋務(wù)派走得太遠了，崇洋媚外，有辱祖宗與人倫天理；更清醒的士人認為，洋務(wù)運動僅模仿西法的表皮與末技，沒有學習人家的實質(zhì)，停留在唬人的檔次。按《萬國公報》所載西方觀察家評論，那是驢披上了獅子的服裝，終會為群獸看破而喪其身的！只不過中國傳統(tǒng)，越頑固，越像個愛國者。李鴻章這樣不頑固的，就只能是漢奸賣國賊了。于是中國這頭驢只好繼續(xù)披著獅皮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