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滅和失望之后，是更加缺乏理智的“偏激”，這就離現實主義精神更遠。例如，馬薩諸塞州民主黨眾議員愛德華·馬基在“六四”之后的一次聽證會上說：“冷戰(zhàn)已經結束 如今， 當我們翻開中國這張牌，卻是一張小牌。”原來說“令人疼愛的共產主義”的人，如今也收起了“令人肉麻”的話，而把攻擊矛頭對準了中國對執(zhí)不同政見者和知識分子的所謂迫害上面。喜愛搬弄是非的國會議員們，不再談論他們贊揚中國人權的老調，卻把中國描述成“世界上壓制最重的國家”。在全球及地區(qū)安全問題上，美國也更加懷疑起中美利益的一致。在輿論上，美國開始不斷制造中國向紅色高棉出售武器，向中東出售導彈，幫助巴基斯坦和阿爾及利亞研制核武器，向伊朗和利比亞提供化學武器配件等“壞消息”。甚至連1978年中美關系正?；O計師之一、主張同中國建立密切戰(zhàn)略關系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布熱津斯基，也迫于輿論的強大的壓力而贊同立即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梢哉f，由于“六四”事件，十年辛勤培育起來的中美間的正常關系，變得一片黑暗。

毋庸諱言，這是中美關系中那些缺乏現實主義精神的因素在發(fā)生作用。本來，無數事例說明，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可以找到利益共同點，實現和平共處?？墒?，卻偏偏有那樣一些人，無視這種現實利益的契合和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一意堅持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從而把好端端的現實關系搞得一團糟。人們不應該如此健忘。十年前，當美國尋求同中國關系正常化的契機時，它遵循的，恰好是淡化意識形態(tài)、堅持現實主義的原則。十年后，在獲得了兩國關系的平穩(wěn)發(fā)展之后，這些現實主義的原則卻被所謂的“理想主義”代替，其實質，仍是希望“演變”中國。這樣做，就不能不使中美關系面臨著更嚴峻的考驗。

三、中國改革的性質決定了中美關系的利益框架

“六四”不久，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銜命訪華。交談中，鄧小平告訴尼克松：“我非常贊賞你的看法，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zhàn)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 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可以說，這是兩位卓越領導人之間不同尋常的溝通。

中美關系正是在現實地把握各自的戰(zhàn)略利益，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差別的基礎上確立和發(fā)展起來的。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它的目標，不是把中國改變到資本主義或其他什么社會制度去。因此，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理應不在中美關系的利益框架之內。對于鄧小平和尼克松兩位領導人說來，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處理中美關系，是這種關系得以確認的基礎。

但是，如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改革一樣，中國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風順。如果說社會主義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的話，那么在它的一步步推進中，所遇到的就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結構變動等的深層問題。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國家政治體制以及龐大的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也都會發(fā)生變革，這必然會影響到社會意識形態(tài)，并最終觸發(fā)對改革性質的不同認識。

從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國改革是否會向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前進是最關鍵的；在國內，也有人不贊同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這種情況使改革的過程大大復雜化了。對于美國人說來，期待著中國向西方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靠近，并做出種種努力，是很可理解的。但實際上，當他們這樣做了，便墮入了一個難以自拔的陷阱。因為他們對中國改革的理解，實在是膚淺的。僅僅套用對蘇聯東歐國家的已有認識，不但無法解釋兩種改革的差異，而且會把自己引導到異端邪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