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們使黨保存下來，作為國內第一強大的政治力量保存了下來。我們黨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我們黨的歷史。黨通過這場運動，既使社會保持了穩(wěn)定，避免了流血沖突，也使黨能夠沿著政治道路健康地走下去。當然，在強大政治壓力面前，黨也犯了不少的錯誤。比如在1990年，社會黨政府應該開始改革?，F在我們保加利亞的過渡模式，沒有特色。這是華盛頓共識的一個產物。也就是完全開放市場；國家不介入經濟；休克療法。

還有個問題，就是我們黨內部開始分裂，出現了兩個派別。黨內右翼說，現在共產黨應該徹底消滅，這個黨應該解散了。黨完全應該是社會民主黨化。黨內的左派認為，共產黨需要改革，應該保留黨在過去幾十年來的傳統(tǒng)，但這個黨應該更現代化，不能停留在過去階段不動。結果左派占了上風。所以我們黨改了名，叫保加利亞社會黨。我們黨不僅在1990年取得了政權，后來1994年、1995年也取得了政權。

作為聽眾，我們真的無法打斷利洛夫的連貫思路。趁著他呷茶清潤嗓子的間歇，我整理了一下他剛剛談到的事件邏輯，發(fā)現上面利洛夫所講，正是所謂的一場“天鵝絨革命”：不流血、共產黨易名、國家改變性質、街頭政治等等。從利洛夫的解釋中，我們更明白了劇變中很多社會主義者的無奈。蘇聯這個大廈倒了，其他寄居在這個大廈中的人，只能各奔東西，尋求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斗爭方式。正如原東歐國家的政治家們所說，當華沙條約和經互會不復存在時，東歐小國既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不能維護自己的經濟。他們只能徒生哀嘆，束手無策。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但作為社會主義者，利洛夫們仍堅信自己選擇的正確。他們希望通過自身改革，通過政治斗爭，使社會主義理想再堅持下去。我認為，至少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不過顯然，東歐的現實情況并不樂觀。我們只能祝愿他們了。

這時，利洛夫已做好了繼續(xù)闡述的準備。他把話題切入到劇變的關鍵時刻。他說：1989年，當黨內對現狀非常不滿的時候，作為總書記，日夫科夫實際上已經失去了道義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動過手術，重病纏身。所以，日夫科夫領導地位的改變已是勢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個政治上很靈活的領導人。他跟赫魯曉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關系更好，與契爾年科關系特別好。但他跟戈爾巴喬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領導人。他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滿意。他認為戈爾巴喬夫考慮得不成熟，很輕率，很可能要引起混亂。日夫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個成熟的、具備領導能力的領導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歡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也不喜歡日夫科夫。在當時條件下，保加利亞要生存，必須依靠蘇聯。我們80％的產品要賣到蘇聯。我們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從蘇聯進口，首先是石油，是由蘇聯保障的。每年我們要進口1100萬至1200萬噸石油。還有大量天然氣。我們有一個核電站，承擔著保加利亞40％的發(fā)電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蘇聯提供。如果戈爾巴喬夫把這個開關旋緊，把天然氣管道、石油管道一關，保加利亞很快就要崩潰。因此，日夫科夫雖然和戈爾巴喬夫關系不好，但又必須維持。日夫科夫有長期執(zhí)政的經驗，所以盡管日夫科夫對戈爾巴喬夫的許多建議不采納，但是他明白，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同意，他要繼續(xù)留在保共總書記的位置上，也成問題。

當時的情況是，華沙條約還沒有解散，經互會也還沒有解散，所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任何重大問題的處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當時我們保共的政治局委員、部長和書記處書記的推選，都要得到莫斯科批準。但是黨的政治決定還是在索菲亞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關的問題，最終要靠我們自己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