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官員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但決非稀缺財富。隨著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隨著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具備了從事社會管理的能力與素質，社會公共管理崗位并非只有現(xiàn)有的官員才能勝任。

三是，要求官員離開行政領導崗位，并非剝奪其為社會服務的權利。被問責的官員還可以進入教育、企業(yè)、社會公益事業(yè)等等領域工作，甚至也可以不離開政府，在政策研究部門為政治運行做些咨詢與參謀的工作。如果說所有這些工作都做不了，那么這樣的官員棄之也沒有多少損失；如果說能做得了，不同樣可為黨、政府乃至國家、社會作貢獻，有何可惜與浪費？

從這種角度來強化問責制，可能是對我們的黨員干部有些不公。但作為曾經(jīng)在入黨誓詞中宣誓過“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的共產黨黨員干部來說，這種成本我們難道不該坦然乃至欣然去接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