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歷史不僅無法區(qū)別善的事實和惡的事實，無法區(qū)別進步的時代和退步的時代，而且，當那使這樣的對立面成為可能的心理條件沒有被一種精神活動所更換和替代以前，歷史并不開始；那種精神活動要設法確定以前遭受詆毀的事實或時代起了什么作用，即它在發(fā)展過程中作出了什么貢獻，從而產(chǎn)生了什么成就。既然一切事實和時代都有其結出碩果的方式，在歷史看來，它們就誰也不應受到詆毀，而且都應受到贊揚與尊重。一件遭受詆毀的事實、一件令人厭惡的事實還不是一個歷史命題，它甚至很難說是一個應當提出的歷史問題的前提。當一種消極的歷史以它的消極進程去代替肯定的思想并且不安于實際的和道德的范圍以內(nèi)，不自限于詩歌性的表達和經(jīng)驗性的表現(xiàn)方式時，它就是非歷史；對于這一切，我們當然能談（是談，不是想），就像我們隨時談到壞人和衰落的及退步的時代一樣。

如果消極性歷史的惡果是從善惡這一辯證對立面的分離、凝固和對立及把發(fā)展的觀念階段化為實體所產(chǎn)生的，那么，另一可以稱之為哀歌性歷史的對于歷史的背離就是對于那一概念的另一必然性的誤解所產(chǎn)生的，那就是，永久的恒常，已有成就的永久保持。但這在定義上也是錯誤的。在歷史進程中所保存和豐富的是歷史本身，是靈性。過去不異于在現(xiàn)在而活著，它作為現(xiàn)在的力量而活著，它融化和轉化于現(xiàn)在中。每一特定的形式、個人、行動、制度、作為、思想都注定是要死亡的：甚至被稱為永恒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永恒的）藝術也會死亡，因為，它除了在后人的精神中被再造從而被變形和被投以新的光輝外，它并不生存。最后，真理本身、特定的和定性的真理除非被包括在一種更廣泛的真理體系中因而同時變了樣子，也是會死亡的，因為它是不能再思想的了。但是，那些沒有具備純歷史考慮的概念的人，那些把整個心靈黏附在一個個人、一件作品、一種信仰、一種制度，并黏附得非常厲害，以致不能使自己脫身去使它在自己跟前客體化并加以思考的人，是易于把屬于普遍精神的不朽性賦予精神的某一特定和定性的形式的；既然不管他們怎樣努力，那一形式是會死亡的，會死在他們的懷里，因而宇宙在他們看來就變成了一片漆黑，他們所能敘述的唯一歷史就是關于美好事物的痛苦和死亡的不幸的歷史。這也是詩，是極高尚的詩。當親人死去時，當心愛的事物失去時，除了哭泣以外，誰還有別的作法呢？誰能不像但丁失去他的心愛的“最美的人兒”一樣覺得太陽在熄滅、大地在顫抖、鳥兒不再飛翔而墮在地上了呢？但歷史決不是關于死亡的歷史，而是關于生活的歷史，誰都知道，對死者的適當紀念是知道他們生時做了什么，知道他們有什么作為在我們身上起作用，是關于他們的生活的歷史，不是關于他們的死亡的歷史，應該使善良的人遮住死亡的歷史，而使粗野和乖離的人揭露其不幸的真相，并以不健康的頑梗態(tài)度去看它。由于這個原故，對民族、國家、制度、習俗、文學及藝術理想和宗教概念的死亡而不對它們的生存加以敘述的一切歷史都應被認為是錯誤的，或，我們再說一遍，如果它們達到了詩的水平時，就應被認為是單純的詩。人們由于過去存在的事物現(xiàn)在不再存在了而感到憂愁、難受和悲傷。如果人們不是同時忽視了、不去承認過去的未曾死亡的部分，即未成過去而是當前的過去或過去的永恒生命，說過去存在的事物現(xiàn)在不再存在了這一說法本身就會變成一種無用的重復（因為它若過去是，顯而易見，它現(xiàn)在就不再是）。這類歷史的錯誤就在于這種忽視，在于這種忽視所產(chǎn)生的不正確的看法。

有時候，歷史家們想用一種憂郁的文體去敘述那些痛苦的場面，想去歌頌那些他們喜歡稱之為歷史的死亡，當他們聽到一陣笑聲、一聲歡呼、一聲滿意的嘆息，或在他們所尋求的憑證中發(fā)覺一種熱情的激勵時，他們就覺得又詫異，又受了嘲弄。他們問，當四處響起宣布世界已到末日的號角時，人們怎樣還能生活、戀愛、繁殖后代、歌唱、繪畫和議論呢？但是他們沒有看到，這樣一種世界末日只存在他們自己的想象當中；他們的想象是富于哀歌精神的，但理解力是貧乏的。他們沒有看到，這樣一種討厭的號角聲實際決不存在。在另一方面，這些號角聲又是很有用的，可以提醒這樣一些人，他們可能忘記了，歷史永遠在不倦地工作，它的表面痛苦乃是產(chǎn)前的陣痛，它的被視為氣喘吁吁的嘆息乃是宣布一個新世界誕生的呻吟。歷史和會死的個人不同，用克里特的阿爾克美昂的話說就是，個人不能把他的開端和結尾聯(lián)接起來；但歷史決不死亡，因為它永遠把它的開端和它的結尾聯(lián)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