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黨員在部分為公務人員，此種黨員在十余年來一黨專政的長時期中，地位提高了，財產增大了，生活優(yōu)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與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動搖其自己之地位。

一、國共問題日益嚴重化。

二、國民黨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設法保守勢力掙扎；但共產黨的攻勢甚銳，氣勢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 在今年反攻的時期，可能發(fā)生國共兩黨正式戰(zhàn)爭。共產黨在華中、華南必歸失敗，但在華北、東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產黨準備召集解放區(qū)人民代表大會，以與國民代表大會相抗衡。毛澤東《論聯(lián)合政府》，欲以此號召不滿現(xiàn)狀之各黨派共同奪取國民黨之政權，聯(lián)合政府即為瓦解國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黨派本身力量不足與國民黨相抗衡，欲利用共產黨之聲勢以自抬身價，故無形中各黨派已成為共產黨之尾巴！[10]

盡管以上內容是唐縱私人日記所載，屬于隱秘的內心獨白，但除第三條蔣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認識，或過于自信而不以為然外，其他諸條的思想觀點與蔣介石的言論基本相同、相通。正因為蔣介石對時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認識并展現(xiàn)出強硬態(tài)度，中共領導層才認為國共商談已陷于無法轉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這個時候對夾在中間的黨派來說，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中斡旋，而自己的身價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國共雙方又甩手反目，更體現(xiàn)出第三黨的身價之輕，必須想法再找些理由轉起來。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結力量共同上陣展開攻略。經過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騰，終于得到蔣介石在“轉圜”方面的默許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黃炎培等參政員與延安方面的直接溝通與訪問。

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國民參政員，聯(lián)名草擬了一份致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

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先生惠鑒：

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仁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xù)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F(xiàn)同仁鑒于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zhàn)勝利早臨，即建國新猷實基。于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11]

6月6日，電報由參政會秘書處發(fā)出，列名者為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七人。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幾位策士們的來電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聲明不參加四屆一次參政會，然后于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勉強提起興致，聯(lián)名復電在重慶的中共代表王若飛，讓其轉告參政會并七位參政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并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只來參加，亦應歡迎之，并爭取你陪他們同來”[12]等。

三天后，此電由孫科轉交給黃炎培、冷遹等人，電文如下：

褚慧僧、黃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鈞諸先生惠鑒：

來電敬悉。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于國民黨當局拒絕黨派會議、聯(lián)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制造分裂，準備內戰(zhàn)相威脅，業(yè)已造成并將進一步造成絕大的民族危機，言之實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吁，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lián)合政府，并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于商談。諸公惠臨延安賜教，不勝歡迎之至。何日啟程，乞先電示。掃榻以待，不盡欲言。[13]

毛澤東 周恩來 已巧

以上電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對此事的態(tài)度既積極又慎重，這是因為七參政員“大都是舊知識分子或黨派領袖，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有著廣泛的聯(lián)系”，不僅“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影響”，而且“政治立場上屬中間派”[14]。對于這樣的代表人物，中共沒有理由拒絕他們來訪，但為了防止為國民黨做說客，或者以國民政府觀察團的名義自居，在政治事務上對延安不識時務地指手畫腳，甚至胡言亂語，說一些不著邊際、令人討厭的妄語。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電文先是綿里藏針地指責一番國民黨當局的不是，接著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延安方面當“樂于商談”并請親臨“賜教”。如果不圍繞這一主題，或搞什么小動作，甚至與共產黨耍布袋戲，對不起，你們就在重慶那花花世界里待著，不要跑到陜北這條山溝里來揚風扎猛地瞎折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