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認為平等是一個法律的觀念，沒有平等的法律，那里來的平等。他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的蘇聯是一個“獨占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征是國家控制一切資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國家資本，國家是誰？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選拔式的封建主義”（雖然不是遺傳的，卻是一個特殊階級在廣大民眾上統(tǒng)治，權力無限的統(tǒng)治）、“唯物論的東正教會”（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說，“蘇聯實在是自有史以來最反動的一個政治組織，因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動的部分，而混為一體?！保ǜ邓鼓辍蹲杂膳c平等》，載《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

[20、33] 金岳霖《陶孟和為當時的人所欽佩》，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3] 《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的系譜》，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5] 《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6]蔡鼎《從國防觀點泛論西北工業(yè)建設》，載《軍事與政治》雜志，1943年5月。

[27、28、29、30]潘光哲《“中央研究院”逸事》，載《溫故》之三，廣西師范大學2005年出版。

[34]1944年，李約瑟一行來到廣東坪石鎮(zhèn)，拜訪了流亡至此地的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王亞南。在坪石鎮(zhèn)一家小旅館里，李氏兩度提出了他的“難題”，并請教中國歷史上官僚政治與科學技術的關系問題，王亞南聽罷，因平素對這一問題沒有研究，一時無以作答。李希望王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來分析一下中國歷史上官僚政治與科技的關系。因了這一啟發(fā)，王亞南開始關注、研究這一問題。后來，王氏在上?！稌r與文》雜志上連續(xù)發(fā)表了17篇論述中國官僚政治的文章，作為對李約瑟的答復。1948年，上海時與文出版社將王亞南的論文結集出版，書名《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對“李約瑟難題”算是作了一個初步解析。此書出版曾轟動一時，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同時奠定了王亞南的學術地位，新中國成立后，王亞南被任命為廈門大學校長，后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35] 《關于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思想的幾個問題》， 載《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3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載《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輯。據李約瑟的中國助手黃興宗博士（后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副所長、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生物資源應用組主任）說：自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時間里，李約瑟及其在重慶建立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成員，依靠一輛2噸半的舊卡車，在日軍非占領區(qū)進行了4次長途考察旅行，整個行程達二萬五千公里，足跡遍布中國西部、西北部、東南部和西南部，共訪問了300多所大學及科研機構，贈送西方科學書刊6700余冊，推薦100多篇中國科學論文至西方雜志發(fā)表，并結識了上千位中國科學家及學者（《李約瑟畫傳》）。1945年年初，李約瑟出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是年秋，再赴中國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從中英科學館館長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濟南、北平、上海等地，經香港回國，旋赴巴黎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然科學部主任職。1948年辭教科文組織職，返劍橋在中國學者王鈴協助下開始了浩瀚工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撰寫工作。

在李約瑟離渝返英時，中國學術界專門為其舉辦了歡送會，傅斯年在會上深情地說道：李約瑟“來到中國不久就開始在《自然》上寫了若干篇短文，報告他觀察的結果，描述著中國科學的動態(tài)。像這樣由一位公認的權威，在一個著名的雜志上表現中國的科學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到莫斯科去參加蘇聯科學200周年紀念典禮，在那里他又詳細而明白地報告了中國的科學工作。因此他已經做了一年以上中國學術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實的代表了”。又說：“同情我們但不了解我們的人，自然是我們的朋友，特別是在艱難困苦的時候；而了解我們但不同情我們的人所說的話是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然而最可寶貴的是又了解我們而又同情我們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同情是由了解而來的。倪約瑟現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后回到英國。他深信他會回到中國來，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感到難過。誠如莊子所說：‘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保ǜ邓鼓辍赌呒s瑟博士歡迎詞》，載《戰(zhàn)時中國的科學》（二），倪約瑟（Joseph Needham）原著，張儀尊編譯，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yè)委員會1952年11月出版）當時在重慶的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干事、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說：“這3年內，他在交通困難的情形之下，遍游中國，自西北的敦煌到東南的福州。中國的學術和工業(yè)機構他看得極多。他十分了解我們的優(yōu)勢與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切。當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說的話之外。他對于我們的實際幫助是使我們從事科學工作的人永遠不忘的。”又說：“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在民國三十三年年底來到中國幫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國兩個月，現在他也將離開重慶啟程回國，我們對于他們的離別，感到十分凄楚。我們覺得我們與他們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們走。在困難的時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慶《大公報》，194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