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兜完圈子之后，陳垣毫不猶豫地扣動了端在手中很久的二十四響駁殼槍的板機，一串子彈噴射而出：

我現(xiàn)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愿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于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轉(zhuǎn)向人民……我現(xiàn)在很摯誠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xiàn)實，你應該轉(zhuǎn)向人民，翻然覺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們學習，重新用真正的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批判你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再見吧！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在民國后期的學術(shù)界，就純粹的史學而言，堪與陳寅恪較勁匹敵者，陳垣算是一位。作為一個藥商兒子的陳氏雖沒有受過正規(guī)史學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奮，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歷史文獻學等領(lǐng)域皆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成為世界聞名的史學大師。20世紀20年代初，陳垣就被公認為與王國維齊名的世界級學者。1922年胡適曾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倍澳軌蛉谀媳敝L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1]1933年4月15日，前來中國訪學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離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陳垣、胡適等學術(shù)界名流發(fā)表了簡短的演講，其中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shù)铎`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2]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陳垣與學界異軍突起的陳寅恪并稱為“史學二陳”。正是鑒于陳垣既是稀世罕有其匹的史學大師，又是輔仁大學校長，胡適于解放軍圍城的逃死之際，想到的第一個人不是陳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陳垣拒絕邀請，沒有隨其南飛，繼續(xù)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長。盡管此前胡、陳交誼篤深，且在五個月前還信函往還，但五個月后，陳垣竟像幼兒園的小朋友一樣，如此痛快、絕情地與“我的朋友胡適之”決裂，說明政治形勢急轉(zhuǎn)直下，世道人心已發(fā)生了巨大裂變。

6月18日，在美國的胡適首次見到了陳垣的公開信，這是由友人送來的英文雜志Far Eastern Bulletin（《遠東通訊》，第2卷第22號，香港1949年6月4日）轉(zhuǎn)載的《人民日報》信文內(nèi)容。胡適瞇著眼睛呈微笑狀粗略閱畢，第一個反應是“其第一段引我給他最后一信的末段（'48），此決非偽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3] 6月20日，胡適細讀了陳垣公開信英譯本，“更信此信不是偽造的（？），可憐！”[4] 6月21日，胡適從6月15日的《華僑日報》上讀到這封公開信的中文本，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我讀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丑態(tài)畢露如此，甚可憐惜！”[5]

盡管胡適在情緒上認定此信就是陳氏所寫，但在心理上又不愿承認，而從情理上推斷，陳氏的思想轉(zhuǎn)變也沒有如此快捷，因而對于信的真?zhèn)?，胡適又在心中打起鼓來。到了6月24日，胡適又找來公開信的中文本，仔細閱讀琢磨后，在日記中載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學習’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fā)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得太過火了！”[6]為了徹底查明此信的真?zhèn)?，胡適還找來對陳垣熟悉、時正在美國的另一史家蔣廷黻，兩人商討后的結(jié)論是：“均疑陳援庵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chǎn)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jié)），另由一個黨內(nèi)作者偽造其余部分?！盵7]這個猜想基本上是最后結(jié)論，但對于善于考證且無證不信的胡氏來說，心中仍不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