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洋農(nóng)場正如當時許多“五七干?！蹦菢?，原來是一個改造罪犯的勞改農(nóng)場。為了要辦干校，一部分已刑滿留場勞動的前犯人就被遷移到旁邊一塊土地上去了。這些人被稱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時軍宣隊安排我住在總部所在的一大隊的一間小房間里。這無疑是十分特殊的優(yōu)待。總部離英語系所在的二大隊走路還要大約半個小時。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結(jié)構(gòu)，旁邊的一大間是辦公室。左邊的兩間也被用來做了教改辦公室。對面有一道溝，過了溝是東歐語系的住地，所以那時我很難得見到英語系的同事，倒常常見到德語系的李肇礎(chǔ)、殷桐生這些“戰(zhàn)友”。

我的小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墻。一扇門，一扇門邊的窗。屋里只有一張小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那時正值7月酷暑，這小屋像一個悶罐，溫度起碼三十七度以上。周圍宿舍的教師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這樣，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個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從北京帶了防蚊子叮的藥水。

但最糟糕的還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頂漏雨不說，由于沒有什么排水設(shè)施，院里的水開始灌進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臉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點被淹了。整個大隊只有總部那一排房子是磚瓦房，而且有臺階，比較高，不怕水淹。孫澤福政委派警衛(wèi)員把我接到了他的住處外的辦公室才解了我的圍。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間的泥地透濕透濕，踩下去一個個腳印。人就睡在這滿是潮氣的房間里，這日子也就過來了。

外語教學改革就在這樣的干校開始了。軍宣隊成立了一個教改領(lǐng)導小組，組長是留下來的一位原海軍軍宣隊的王政委。他倒是一個好人，不過8341軍宣隊進院后，原海軍軍宣隊也就沒有權(quán)了，凡事都由8341軍宣隊的領(lǐng)導決定。我被任命為副組長。各個系也派了代表參加。

記得我們開了許多會統(tǒng)一思想。進入8月份時，教材組就開始編寫新教材了。我和8341軍宣隊關(guān)系的危機也開始了。

為了保證黨的領(lǐng)導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編教材都要經(jīng)過8341軍宣隊審定。而8341軍宣隊的領(lǐng)導又沒有一個人懂外語。于是，只能把編出的教材全部翻譯成漢語送審。

第一批送審的教材就出了問題。孫澤福等8341軍宣隊的領(lǐng)導把我找去說要討論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問題。他們一開始就講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須體現(xiàn)“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體現(xiàn)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等等的大道理。

然后，他們指出這批新編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階級性都非常薄弱，應(yīng)當加強認識，統(tǒng)一思想后再重新編。

我請他們舉出具體實例。他們說：“譬如說有一課是講家庭成員，其中介紹了‘這是我父親’，‘那是我母親’，還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墒侨硕际怯须A級性的，革命的戰(zhàn)士有父母，反動派也有。你們只講父母兄弟，這不是模糊了人的階級性嗎？”我問他們?nèi)绾瓮怀鲞@個階級性。他們說：“你們至少應(yīng)當說明：我的父親是工人，或者我的母親是農(nóng)民?！蔽艺f這是編新生的教材，而且未來這批學生都是工、農(nóng)、兵學員，沒有任何外語基礎(chǔ)，我們必須合理控制詞匯量。我可以考慮他們的意見，但編教材首先要考慮的是外語教學的科學性。

8341軍宣隊很不以為然，接著又指出我們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內(nèi)容。他們說，孤立地教給學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這是完全抹殺了政治思想內(nèi)容，至少要說譬如“晚飯后，我們開展談心活動，互相幫助”。

更無法接受的是，他們要求在三餐內(nèi)容中刪去面包、黃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現(xiàn)。他們說，這是資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不能編入教材。

這種討論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違背外語教學的科學性。我試圖向他們解釋初學者的詞匯量的問題，也試圖說服他們在西方國家，資本家主食吃面包、黃油，工人、農(nóng)民吃的也是面包、黃油，這里沒有什么階級性，甚至語言本身，斯大林也說過是沒有階級性的。這就更炸開鍋了。在那個年代，誰敢說有什么事是沒有階級性的？！8341軍宣隊堅持新生上的第一課應(yīng)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他們說：“就這么幾個字怎么會學不會？”

教材問題還未解決，很快又出了校舍問題。當時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隊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辦公室。此時要在全國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學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課，教室問題是當務(wù)之急。我提出來做個計劃，立即建造一批簡易的教室。沒想到這個提議又招來反對。軍宣隊說：“要發(fā)揚延安作風。當初延安抗大的學員都是拎了馬扎露天上課，現(xiàn)在就要恢復延安風氣。復課并不是全面恢復舊的教育制度，為什么一定要教室？學生可以在室外地邊上課！”我問他們?nèi)绻煜掠暝趺崔k？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難道讓學生和教師冒著傾盆大雨上課？他們說：“下雨可以到宿舍內(nèi)上課。”我們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臉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瑯滿目，總不能在這種環(huán)境上課，何況一個宿舍往往住十多個人，萬一有人生病，一邊在上課，一邊有病人在呻吟，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軍宣隊對這些問題統(tǒng)統(tǒng)歸之為“資產(chǎn)階級辦學路子”。

我實在忍無可忍，我說難道我們革命成功就是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沒有的舊時光去嗎？共產(chǎn)黨革命的目的難道不是要擺脫貧窮、使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嗎？我們今天已不是當年的延安，為什么要形而上學地去模仿延安？

我無法說服這些質(zhì)樸的軍人，他們當時完全是教條式地遵循著所謂徹底革命的模式。最后我對他們說我永遠無法與他們?nèi)〉靡恢?。我說這叫“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盡管我與8341軍宣隊爭論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們的關(guān)系卻仍是很友好的。會上爭論完畢，會后仍是熱熱鬧鬧圍在一起吃大鍋飯。這在當時的“扣帽子”風氣盛行的時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為了影響他們，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對孫澤福說：“我說服不了他們是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假如他們學一點外語可能他們的觀念就會轉(zhuǎn)變。”我建議在晚飯后給軍宣隊開設(shè)英語班，由我任教師。

孫澤福欣然同意，還熱情支持，帶頭報名。于是，我的軍宣隊外語班開張了，學生很多，大部分都參加了。一周三次，晚飯后就在軍宣隊的總部會議室里上課。應(yīng)該說他們學得非常認真。我逐漸忘卻了我是為了這場爭論而開設(shè)的英語班，我真的很喜歡這些非常認真、非常用功的學生，這大概是我作為一個教師多年來養(yǎng)成的一種感情。

如果一切照這樣發(fā)展下去，也許我們同軍宣隊之間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點的。然而，那畢竟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孫澤福的這種態(tài)度可能在他們8341軍宣隊內(nèi)部引起了爭論。從9月中旬左右，我明顯地感到氣氛漸趨緊張。終于有一天，孫澤福派警衛(wèi)員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到了那里，他卻不在屋里。桌上放了一份題目大致是外國語學院教改中存在的問題的報告。我并不認為那是秘密文件，因為我是教改組的副組長，我以為那是一份總結(jié)，于是隨手翻閱。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這份文件旁邊有許多批注，大致說目前教改中的兩種意見分歧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企圖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線進攻，抵制毛主席親自派遣的軍宣隊的領(lǐng)導，大肆進行串聯(lián)活動，企圖全面復辟外語教學領(lǐng)域的修正主義路線等等。報告最后部分充滿斗爭味道說只有發(fā)動群眾，把這股復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前進。

多少年來，我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猜測孫澤福是有意把這份報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卻出去了，被我“偶然”見到。從后來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后撤離外國語學院之后不久被派遣回山東的一連串對他不公平的處理看，也許當時孫澤福并不是真正反對我們的意見。而當他們內(nèi)部意見分歧尖銳化時，他是故意讓我看到這份他們的內(nèi)部報告，從而給我一個警告。為此，盡管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些事，但我心里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孫澤福是個能理解知識分子的好軍人?？上Ш萌顺３]有好報，他的結(jié)局并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后，聽說他犯了心臟病，很危險。以后就被派回山東一個島上去當了一個駐島部隊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過他的信，但后來就音訊全無了。

當我看到這個警告之后，我立即意識到我的處境不妙。雖然我有“欽差大臣”的身份，是毛主席派來的，但一旦群眾被“發(fā)動”起來，再加上原來兩派的派性，我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難飛了。我和朋友們商量后決定立即回北京向周總理匯報。

因為當時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時這場“反復辟”的運動還未發(fā)動起來，因此當我向軍宣隊提出我要回北京匯報工作時，盡管他們十分不情愿放我走，但也無法阻攔。當時的情況下我只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過我的走是為了再回來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實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離開沙洋的，那天有一輛卡車去武漢，我可以搭車。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天發(fā)生了一件悲劇事件。早飯后，我出于禮貌，去向軍宣隊告辭，卻發(fā)現(xiàn)他們那幾間屋子空無一人。我在廊下轉(zhuǎn)悠了一會兒，見通信員小董神色慌張地跑回來。我問他出什么事了，他說英語系的教師吳道生在樹林中上吊自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