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這些“誅心之論”，筆者是非常贊成的。紀曉嵐秉承皇帝的諭旨所從事的這項事業(yè)，可以說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yè)，也可以說它是“閹割”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項工程。

至于《閱微草堂筆記》，雖然煌煌24卷，但是仔細閱讀過它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這部明顯受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影響的筆記體雜記，除了語言文才斐然、行文亦莊亦諧、故事引人入勝等幾個優(yōu)點外，倘就內(nèi)容和思想性而言，無非是在重復一些“因果報應”的老調(diào)，根本沒有一點自己獨特的觀點和見解，實在是貧乏虛脫得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紀曉嵐本人對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經(jīng)寫詩這樣評價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平生心力坐消磨，紙上云煙過眼多。擬筑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前因后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倘若像以上的分析這樣，那么，綜括而言，紀曉嵐在文化方面的成績其實很乏善可陳的。誠然，他擁有一腔絕世的才情和強健的體魄，在一個正常的時代里，本應該留下能夠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傳之后世，但事實卻是除了代滿族皇帝編輯了一部閹割中國文化的大書，寫了一部沒有什么思想價值的《閱微草堂筆記》之外，實在沒有留下真正讓人矚目的自己的東西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必須強調(diào)的一點是，紀曉嵐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樹，并不是因為他的才學不足以達此。恰恰相反，紀曉嵐是具備寫出大書的才情、閱歷和精力的，他本人也具有強烈的發(fā)表欲和表現(xiàn)欲，酷愛出風頭，要不是這樣的話，野史上也不會留下那么多關(guān)于他妙語解頤、當眾挖苦別人的段子。

紀曉嵐為何懶于著述

那么，才情冠絕一時的大才子紀曉嵐為什么懶于著述呢？應當說，對于這一點，不光是現(xiàn)在的我們看到了，就是當時的知識界中也多有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清人陳康祺在他寫的《郎潛紀聞二筆》卷六中，就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并引用了紀曉嵐自己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

在該書“紀文達不輕著書之原因”一節(jié)中有這樣的概括：“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閑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蛞詾檠?。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綜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p>

這段話透露出來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還在紀曉嵐活著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已經(jīng)被鄭重提了出來，而且連紀曉嵐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這才就這個問題專門表白一番。根據(jù)紀曉嵐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懶得著述，是因為看的古書實在太多，知道自己縱然寫些什么，也不能出古人之右，因此才主動放棄了著述的權(quán)力。

不過，這樣一種解釋實在經(jīng)不起推敲。紀曉嵐的確是讀書甚多，但是古人讀書比紀曉嵐多的應當大有人在，別的不說，單說在他之前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個讀的書也不能說比他老人家少吧，但為什么這些人就沒有因此而封筆呢？

再者，如果按照紀曉嵐的這個邏輯，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嗎？“名山事業(yè)”豈不是要到此為止了嗎？以紀曉嵐的睿智，他完全應當知道，古人并沒有包圓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圓所有的真理。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人的獨特感悟，這些感悟是不會完全重復的。

所以，紀曉嵐自己所說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搪塞之辭，他之所以沒有盡心著述，寫出真正的大書來，明顯是另有隱衷。聯(lián)系到當時政治氣候和文化界的現(xiàn)狀，這個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這就是高壓的文化政策、頻繁興起的文字獄，已經(jīng)使紀曉嵐的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沖擊，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閹割”，從此不敢寫任何有價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