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死后，三輪車成了我的傳家寶，用來拾糞了。糞是莊稼的肥料，向生產隊交糞，可以計算工分，頂替田間勞動。生產隊收糞的價格為六分錢一方，一方是一米見方。下田干活，好勞力一天七八毛錢的積分，我一天是八分錢。

我不愿意讓生產隊長管著我，寧可去拉糞。天蒙蒙亮就出來，從昌平老家向北京方向蹬，一路拾馬糞、驢糞，出來得要早，農村人早起拾糞的多，不早就被別人拾走了。

最長的一次從昌平蹬到了北京德勝門，來回騎了一天一夜。拉糞一年多，每天都是一車糞，等有了返城的可能，我又騎著三輪車回京了。

朝陽區(qū)有個養(yǎng)牛場，叫中阿公社，在酒仙橋，一天收一千公斤的草，收的價格是一公斤草八厘錢。那時北京野地多，草很厚。

三輪車又派上了用場，我蹬著去割草了，過上了割草為生的日子。我還撿橘子皮，蹬著車滿胡同、大街上轉悠，見有人扔的橘子皮，就放車上，回家晾干。等攢了一麻袋，賣給藥店，價格是一麻袋六七塊，但攢這一包不大容易。

母親已經(jīng)改嫁，我找到母親，隨了繼父的姓，從此跟兄弟姐妹又聚在了一起。我的生父會中醫(yī)，繼父是中醫(yī)世家。

解放前，民間會中醫(yī)的人多，跟打算盤一樣，可算是普遍性的一技之長。這些人在解放后，有的走入了醫(yī)院，做了國家的醫(yī)生，多數(shù)人還是在民間，叫做“游醫(yī)”，我的生父、繼父都是這樣的游醫(yī)。

家里就是診所。在這樣的家里太煩了，來的病人沒有斷的，天天晚上都是滿屋人。北京中醫(yī)學院的學生也總來，泡在我們家里增長實踐經(jīng)驗。

我在繼父家，過不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沒有獨立空間，簡直煩死了，但就此受了醫(yī)學的熏陶。來家里的病人多，不幫忙也得幫忙，我由幫忙打下手，到獨立給人號脈開藥，實踐了中醫(yī)。

年輕人貪玩，繼父給醫(yī)學院學生上課，我也跟著聽，聽著聽著，沒興趣了，就溜出去練功了。我從小養(yǎng)成了練功的習慣，到早晨五點準起來。這么多年來，不管經(jīng)歷了什么，就是有一樣，我沒斷過練功。

長成青年了，我不愿總待在家里當幫手，出去找工作了。開始做了很長時間的臨時工，三月半年就換個單位，在工業(yè)局、電鍍廠一類單位待過。沒工作了，就又蹬三輪車去割草賣錢。

當時朝陽區(qū)勞動局的處長夏寶山很照顧我，勞動局不讓青年人成為閑散人員，就算沒的干，他也給我安排上閑置，在理論上不讓青年沒有工作。

我有一次分配在友誼商店的機會，友誼商店賣出口轉內銷的緊俏商品，是個青年們羨慕的好單位，搶著去。去友誼商店的名額，開始說有我，最終沒有我，分配我去一商局，做了服務業(yè)。

我在單位先做臨時工，經(jīng)過考察期，轉成正式工，總共干了十一年。趕到改革開放，號召人們下海經(jīng)商，我就響應號召，辭職了。

單位里大多數(shù)職工不敢下海，主要是觀念轉不過來。我在觀念上沒有障礙，因為我在藝人、游醫(yī)的環(huán)境中長大，相信一句老話“好漢不掙有數(shù)的錢”。在單位，一輩子怎么樣，一眼看到底了，下海了，或許有更大的發(fā)展。

能誘惑我的，沒有具體的，就是“未來”兩個字。

人們不愿意下海，主要是看上公費醫(yī)療，生了大病，藥費不用愁。所以工資掙得再少，想到藥費的保證，心態(tài)也平衡了。

我也考慮到了這一層，開始我辦停薪留職，就是不工作、不要工資，但人事關系還保留在單位，生病有公費醫(yī)療。單位不給辦，我索性就辭職了，當時有股自信，覺得走到哪吃到哪，才是有本事的人。

沒有保證，就憑自己了。我先賣水果，后賣菜，生意順時，一天能掙出原來一個月的工資。那會兒掙錢憑體力，有體力就有錢掙，干什么都能掙錢。我辦了個體營業(yè)執(zhí)照，辦個副食商店，現(xiàn)在叫“超市”。

但個體戶叫人看不起，在老百姓里信任度差，我一度開商店，在胡同口建起來，胡同里的居民路過，一看就議論：“不行，別進去，個體?！?/p>

這是大家眼光的問題，等日子久了，見我的貨不欺人，也買得多了。我的人生經(jīng)驗是：“不管什么事，是事想開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