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并沒有因為沒能上成中學而放棄學習的機會，他不停地買書看，借書看。不但自己學習，還將書中的故事講給村民們聽，與大家共同分享他的快樂，他與高應龍、卓懷貴是村里有名的說書人。他是個記憶力和理解力非凡的人，講起故事來專注投入，繪聲繪色，情緒控制得當，面部表情變化，聲音抑揚頓挫，仿佛他就是故事情節(jié)中的主人公，或是見證者，往往能把聽者帶入到故事情節(jié)中，讓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覺。外出時老有人纏著要他講一段。有一次到地里摘水果時遇到下雨，幾個人只好跑到看守棚里去避雨，負責為生產(chǎn)隊看護水果的方加言和李長林提議讓我父親講一段，講到一半時，其子楊學奎有急事要找其說，他不耐煩地嚷道：“等下再說。”過了一會兒，其子又找上門來，與他說事，他罵道：“豺狗吃的，正在精彩處你又來打攪?！?/p>

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父親因生產(chǎn)隊要建蓋房子，被安排到石頭山上取石材，用于做房子的基礎。安排去的還有村里的另外十幾位石匠。每天中午飯后有一個多小時的休息時間，他們都要求父親講上一小段，聽上癮后，到了該做活的時間，大家都不愿動。父親說：“不能影響工作。”大家說：“再講一會兒，再講一會兒?！焙髞碓街v越開，大家越聽越起勁，就有人提議說：“你每天負責給我們講好書，你那點活我們幾個替你做了?！备赣H說：“那怎么行，我自己的事我得做。大家如果想聽書，就抓緊時間把當天的活計料理完，我可以給你們多講一會。”大家惦記著聽書，干勁十足，工作積極性高了，工作效率也高了。按生產(chǎn)隊規(guī)定時間提前三天完成了工作任務，父親整整給他們講了兩天書，十幾位石匠大為過癮。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講書也能提高生產(chǎn)力。

1972年，政府開始修建韶山水庫。那時沒有工程機械，筑大壩用的土石方幾乎全靠人挑車推來完成，需要大量的人力，為了完成這項浩大工程。全公社各村的青壯年幾乎全被抽調(diào)到工地上。工作十分艱苦，由于長時間沒有文化生活，就有人提出讓我父親給大家說書。在那個敏感的年代，我父親哪敢冒這種風險？我們村一名后來當了生產(chǎn)隊長，名字叫做杜敢生的年輕人站出來說：“怕什么，出了任何問題我擔著，就說是我讓講的。”父親只好勉強答應，但要求局限在十來個人。講著講著，消息在工地上悄悄傳開，晚上前來聽書的人越來越多。本來是一個長約四十米，寬約五米的長方形工棚，中間用木板、高粱稈和草席隔開成一間一間的宿舍，由于聽書的人多了，就把隔墻擠倒了，后來人越來越多，就干脆把幾堵隔墻拆掉了，成了一個大通間。住在其他工棚的人得到消息后，也跑來參加，每天晚上這個大工棚里擠滿了聽書的人，約莫有三百人左右，離得遠的聽不太清楚，但只要能夠進得去參與就行。父親從原來幾個人時壓低聲音小聲講，到后來放開聲音大聲講，整個工棚里安靜得像只有父親一個人。不時有人自愿地給他加茶水，并關切地說：“喝口水再講?！痹谀莻€精神文化產(chǎn)品嚴重缺乏的年代，父親每晚堅持在工棚里說了3個月的書，豐富了工友們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也調(diào)動了大家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這就是文化的潛在力量。

文革時期，那是一個極端的時代，幾乎什么書都不能看了。你要是看《 水滸 》被人抓到了把柄，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頂想造反的帽子。村里出現(xiàn)了幾個咬文嚼字，專門給別人挑毛病、找麻煩的人。大伯當過兵，比起父親來，算是一個見過些世面的人，但卻膽小怕事。為了不讓別人給家里找麻煩留下把柄，他不但把家里十幾代人的家譜和七十多個牌位以及他自己收藏的書全部燒了。他還要求我父親把自己收藏的書也燒掉。我父親哪里舍得，那不等于要了他的命！父親嘴上答應他，心里著實舍不得，在一個很深的夜晚，父親把他的全部圖書約兩百多本，一捆一捆地用繩子捆好，然后再一捆一捆地裝進大的化肥口袋，外面再用塑料布左一層、右一層地包好。據(jù)他說，那時的塑料布很厚實，多包幾層是為了防潮。在夜里兩三點鐘的時候，他把這些書挑到地里，選了一個相對隱蔽的地方，挖了一個很深的大坑埋了起來，這下他才放心了?？蓻]過半個月，天氣突然轉(zhuǎn)陰，下起了連陰雨。這下他又著上急了，他擔心圖書受潮后損壞，整晚、整晚地睡不著。過了10多天，他終于熬不住了，又在一個很深的夜晚，他摸黑來到埋書的地方，把那些書重新挖了出來，挑回家里，搬到樓上，打開一檢查，幸好圖書基本沒有受潮。他爬上屋頂，我媽媽從窗子里邊一本一本遞給他，他打開一個瓦片壓一本，打開另一個瓦片再壓一本，換種方式把這些書又藏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