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我七歲時，父親神秘地失蹤了。幾個星期之后，我們得到消息說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納斯一家便宜的旅館里，正忙著在他的筆記本上涂寫東西。后來，在生命將盡之時，他把這些筆記本裝在手提箱里，留給了我。那時候，父親坐在多摩咖啡館（The Café Dome）里時， 常常可以看到讓 －保羅?薩特從外面的街道經過。我祖母習慣于從伊斯坦布爾給他寄錢。我祖父是個商人，他靠鐵路行當掙了很多錢。在祖母令人心煩的眼光看管下，父親和他的叔伯們才沒把所有的遺產耗個精光，才沒把所有的房子賣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后，宣布錢已經用完，也不再給巴黎的波希米亞兒子寄錢。這樣，我父親也加入到一個世紀以來流浪在巴黎街頭的土耳其知識分子大軍中。他們每個人都身無分文，悲慘可憐。像我的祖父和叔伯們一樣，父親也是一個建筑工程師，很有數學天分。錢花完以后，他就應聘報紙上的廣告；他被IBM 公司雇用過，還曾被派往日內瓦的辦事處。那時，計算機還要靠打孔卡來運作，大眾對計算機所知甚少。就這樣， 我的波希米亞作家父親成了歐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

不久后，母親去和父親會合了。她把我們留在祖母那豪華、擁擠的 家里，自己坐飛機去了日內瓦。哥哥和我則要一直等到夏天學校放假才 能去。而且，我們兩人必須拿到護照。

我記得，為了照護照照片，我們得長時間地保持姿勢，任由攝影師支起三腳架，在帶有壓氣皮腔的木質裝置后面蓋一塊黑布，然后在后面不停地搗弄。為了讓光線照在化學處理過的玻璃感光板上，他會突然優(yōu)雅地抖動手腕，瞬間把鏡頭打開。但是，在此之前，他會先看看我們，然后說：“咦……”我覺得這個老攝影師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張護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緊咬著嘴巴的歪臉形象。在這張照片上，我的頭發(fā)是栗褐色的。那時，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為了這張護照照片才算破了個例。我當時翻看護照時，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沒發(fā)現弄錯了我眼睛的顏色，這個錯誤，我是在三十年后打開這本護照時才發(fā)現的。這件事情告訴我，護照并不是我們真實身份的證明，它只說明別人對我們的看法，這與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

我和哥哥把新護照揣在夾克口袋里，乘飛機來到日內瓦，兩人都心懷恐懼。飛機在降落時，開始傾斜著飛行。對我們兩人來說，這個叫瑞士的國家此時成了一個奇特的地方。這里的一切，包括云層，都立在懸崖之上，斜斜地向無限延伸。飛機轉彎結束后，機身才正了過來。我們終于弄明白，這個新國家也和伊斯坦布爾一樣建立在平坦的大地上，這才如釋重負?，F在，每當我和哥哥回想起這一幕時，還忍不住大笑一陣。

這個新國家的街道比我們那里干凈，寬敞。商店櫥窗里的商品種類繁多。路上的車輛也更多些。這里的乞丐，不像伊斯坦布爾的乞丐那樣空著手乞討，他們會站在窗子下面拉手風琴。在我們把錢扔給他們哪個人之前，母親會把錢用紙包好。我們那“配備家具”的公寓，離羅納河上的幾座大橋步行有五分鐘的路程。羅納河正是在這里注入日內瓦湖。

于是，我開始把異國生活想像成這個樣子：你在桌旁坐下，但那是以前別人坐過的地方；你使用的杯子、盤子，也是別人吃飯用過的；你睡的床松弛而下陷，這是多年為其他睡覺的人充當搖籃的結果。異國，就意味著是屬于別人的國家。當時我們只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即，我們在使用的那些東西，永遠不會屬于我們。而這個古老的國家、這片異土，也永遠不會屬于我們。我母親在伊斯坦布爾的一所法語學校學習過，她讓我們兄弟倆每天上午都坐在餐廳的空桌子旁邊，努力教我們學法語，整個夏季都是如此。

直到進入一所國立小學后，我們才發(fā)現我們先前簡直什么都沒學。父母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以為我們通過日復一日聽老師講課，就可以學會法語。課間休息時，哥哥和我會在嬉戲的孩子群中互相找尋，直到我們看到彼此，并緊緊抓住對方的手。這片異土是一個巨大的花園，到處是愉快玩耍的小孩。哥哥和我只能帶著渴求，從遠處觀望著這個樂園。

我哥哥雖然不懂法語，但他每隔三個數字倒著數數的本事，卻是整個班上最好的。而我在這個語言不通的學校里，惟一的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我的沉默。后來，我拒絕再去上學，就像人們渴望拒絕做那種沒有人說話的夢一樣。于是，當我們被帶到各個城市、各種學校后，我開始變得內向，這倒是可以保護我免受生活的煎熬，當然它同時也剝奪了生活的豐富多彩。終于，有個周末，父母讓哥哥也退了學。他們把護照塞到我們手中，讓我們離開了日內瓦，回到伊斯坦布爾的祖母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