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盧梭似乎又與上述對自然情有獨鐘的著名見解大相抵觸。他認為，“自然狀態(tài)”是一個野蠻環(huán)境，沒有法律，也沒有道德。這種觀點有點像霍布斯的觀點。在其他的著作中，盧梭曾認為，人的邪惡是社會種種邪惡造成的。此時，他卻認為，只有經(jīng)過改良的社會才能產(chǎn)生好人。早期的思想家，譬如約翰·約克，曾把“契約”當作統(tǒng)治者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協(xié)議。盧梭把它當作人民之中的一個協(xié)議。這是一個社會契約，而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契約。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即社區(qū)，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社會契約是一種諒解，憑此諒解，所有的個人為彼此放棄自己的天賦自由，把個人的意志熔合成一個“共同意志”，同意接受共同意志的裁決。這共同意志就是主權；真正的主權，若理解正確的話，是“絕對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政府位居第二；國王、官員或遴選出來的代表，只是一個主權民族的代表而已。盧梭用了許多晦澀難懂的篇幅來解釋如何才能識別真正的共同意志。它無需通過大多數(shù)人的表決來決定。“產(chǎn)生這種共同意志的，”他說，“不是看有多少人附和，而是取決于把眾人團結起來的共同利益?！彼麕缀鯖]有談論政府機構，而且對議會制度也不羨慕。他關心的是更為深遠的東西。他雖然是一個精神失調的外來人，卻渴望有一個人人都能覺得自己是其中一員的共和政體。他希望有一種國家，使身在其中的一切人都有成員感和參與。

盧梭的這些看法使他成為民主制和民族主義的先知。他應奮起反抗外國列強瓜分自己國家的波蘭人之約請，寫了《波蘭的憂慮》一書。在這一著作中，盧梭確實較為具體地運用了《社會契約論》的見解，從而成為第一個系統(tǒng)闡述自覺的有意的民族主義的理論家。在撰寫《社會契約論》時，他心里有一個像他的出生地日內瓦那樣的小城邦。但是，他實際所做的，卻是歸納小城邦共和國人民的心理特征，使之應用到有廣袤領土的國家。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員感，具有社區(qū)感和伙伴感，具有負責任的公民感和在公共事務中的親密參與感--一句話，有共同意志感。一切現(xiàn)代國家，無論是民主國家或是非民主國家，無不設法向本國人民傳授這種心理一致感。在民主國家里，共同意志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和人民的主權保持一致；而在專制國家里，個人（或政黨）就有可能自稱有權充當共同意志的代言人和解釋者。迄今，極權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都把盧梭視為他們的先知之一。

盧梭對他同代人的影響之所以深廣，還由于他的其余著作，特別是他的小說《愛彌兒》（1762年）和《新愛洛綺絲》（1760年）。這些小說在一切有文化的社會階層里，尤其是在婦女中廣為閱讀。她們把他奉為崇拜對象。他是一個文學大師，能夠激發(fā)各種以往作家很少接觸過的思想情感。他用文學作品在上流社會人士中傳播一種尊重平民的清新情感、一種對平凡事情的愛好、一種憐憫人和同情人的沖動、一種意識到貴族生活爾虞我詐和虛浮淺薄的觀念。婦女開始喜歡給自己的嬰孩喂奶了，因為盧梭說她們應該這樣做。甚至男人們也開始談論起他們感情的細微之處。潸然淚下成了時行風尚?，旣悺ぐ餐型邇忍赝鹾笤诜矤栙悓m的花園里給自己建造一個村莊，在那里，她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純樸的擠奶女工。所有這一切中有許多是荒謬的或淺薄的。然而，這是現(xiàn)代人道主義的源泉，是產(chǎn)生人類平等的新觀念的推動力。盧梭使法國上層階級疏遠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使他們中的許多人丟掉自己的優(yōu)越感。這是他對法國大革命所作出的主要而直接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