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看看伊雷馬什維利對這件事有什么要說的。他談到恐怖行為、“代價”和這一類事情的時候很憤怒。他說：“柯巴是布爾什維克在格魯吉亞所犯的有利于反動派的罪行的發(fā)起者?！痹谒钠拮铀篮?，柯巴失卻了“最后一點點人的感情”，他變成了“對王公、牧師和資產(chǎn)階級進行罪惡的有系統(tǒng)的謀殺的……熱烈辯護者和組織者”。我們已經(jīng)有理由深信伊雷馬什維利離開個人經(jīng)歷而轉向政治、離開童年和青年時期而轉向比較成熟時期的程度愈深，則他的證詞也愈不可靠。這些青年時期的朋友之間的政治關系在第一次革命開始時就結束了。10月17日，即發(fā)表立憲宣言的那一天，伊雷馬什維利在第比利斯街上看見——只是看見，然而沒有聽見——柯巴爬在街燈鐵柱上（那一天誰都喜歡往街燈上爬）對一堆人大聲發(fā)表演說，他碰見這件事完全出于偶然。作為一個孟什維克，伊雷馬什維利只能輾轉聽到有關柯巴的恐怖活動的消息。因此，他在這方面的證詞顯然不可靠。伊雷馬什維利列舉了兩個例子：著名的1907年第比利斯沒收事件（后面我們還有機會來討論這件事）和有名望的格魯吉亞作家恰夫恰瓦澤親王被殺害的事件。伊雷馬什維利把沒收事件的年代錯誤地搞到1905年去了。關于這個事件，他說：“柯巴那次又瞞過了警察的耳目，警察甚至連懷疑是他發(fā)起那次殘酷嘗試的證據(jù)都不夠。但是，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那次正式開除了柯巴……”伊雷馬什維利沒有提供絲毫證據(jù)來說明斯大林和暗殺恰夫恰瓦澤親王的事件有任何關系，他只是毫無意義地說：“柯巴間接也贊成謀殺，他是一個心里沸騰著仇恨的鼓動者，是一切罪行的煽動者?！币晾遵R什維利這一部分回憶只有一點令人感興趣：這些回憶說明了柯巴在他的政敵當中的名聲。

斯大林本人對自己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從來沒有提到過，連一個字也不談。很難說這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在自傳方面從來不是以謙遜著稱的。他認為不便談的，就命令別人談。從他地位扶搖直上的時候開始，他可能是出于對政府“威信”的考慮，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幾年，這種考慮和他根本不相干。在斯大林還沒有成為歷史回憶錄的授意者和控制者的時期，過去的戰(zhàn)士也沒有提供任何關于這方面的書面材料。他作為戰(zhàn)斗活動組織者的名聲找不到任何其他文件——無論是警察記錄還是叛徒和變節(jié)者的口供——的支持。誠然，斯大林嚴格控制著警察記錄。但是，如果憲兵檔案里包括任何說明朱加施維里是沒收者的具體材料，他所受到的懲罰一定會比當時真正受到的懲罰嚴厲得多。

在所有的假設當中，只有一種假設帶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蘇瓦里納寫道：“斯大林自己不提也不準別人提到和他的名字有這種或那種關系的恐怖行為，否則必然會清楚地說明，別的人參加了這些行動，而他僅遙遙地加以監(jiān)督。”同時，他在必要時則利用含蓄和強調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他事實上無權聲稱屬于自己的那些成就算到自己賬上。這是十分可能的，也是符合柯巴性格的。在地下秘密活動的情況下，不可能對他的說法進行核對，因此他對進一步吐露具體情況不感興趣。另一方面，沒收活動的實際參加者和接近他的人不曾在回憶錄中提到柯巴，僅僅是因為他們無話可說。戰(zhàn)斗是其他的人進行的，斯大林遙控監(jiān)督。

關于倫敦代表大會，伊萬諾維奇在巴庫的他的秘密報紙上寫道：

孟什維克提出的決議，只通過了有關游擊活動的決議，并且是完全偶然通過的，因為布爾什維克這一次沒有應戰(zhàn)。確切些說，布爾什維克不想把戰(zhàn)斗進行到底，純粹出于一種愿望：“就讓孟什維克同志們高興一次吧。”①

這個解釋是令人驚訝的，因為它顯得荒謬：“就讓孟什維克同志們高興一次吧”——這種慈悲為懷的關切態(tài)度在列寧的政治習慣中是看不見的。事實上，布爾什維克之所以“沒有應戰(zhàn)”，只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不僅遭到孟什維克、崩得分子和拉脫維亞代表的反對，而且遭到他們最親密的盟友波蘭代表的反對。此外，布爾什維克本身在沒收問題上也存在非常尖銳的分歧。但是，如果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信口開河而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動機就錯了。事實上，他發(fā)現(xiàn)有必要在戰(zhàn)士眼中貶低代表大會的限制性決議。當然，這絲毫不能改變他的解釋毫無意義的情況。然而這就是斯大林的作風：凡是他要掩飾自己的目的時，他就毫不猶豫地采取最露骨的詭計。而他的非常露骨的說法常常起到這種作用，使他不必尋找更深刻的動機。當一個嚴肅認真的黨員讀到列寧為了“讓孟什維克同志們高興一次”而沒有應戰(zhàn)的說法以后只能憤慨地聳一聳肩，然而頭腦簡單的戰(zhàn)士就會欣然同意，對于反對沒收活動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認真看待。為了進行下一次戰(zhàn)斗活動，這就夠了。

在《列寧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年表里1907年6月12日這個日期下面，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第比利斯沒收事件（34.1萬盧布），是由卡莫-彼得羅西揚組織的。”就只有這一句話。在一本獻給克拉辛的文集里，關于高加索著名的秘密印刷所和黨的軍事活動談得很多，一次也沒有提到斯大林。有一位對那個時期的活動很熟悉的老戰(zhàn)士寫道：“后者〔卡莫〕組織的在克維里利和杜舍特辦事處以及埃里溫廣場進行的一切沒收活動的計劃都是他和尼基季奇〔克拉辛〕共同制定和斟酌的?！币粋€字也沒有提斯大林。還有一個前戰(zhàn)士說：“像第比利斯和其他地方進行的這種沒收活動是在列昂尼德·鮑里索維奇〔克拉辛〕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對斯大林又是只字未提。比比奈施維里的書敘述了準備和執(zhí)行沒收活動的一切細節(jié)，而對斯大林連一次也沒有提。從這些闕筆來看，無疑可以得出結論：柯巴和戰(zhàn)斗隊的成員沒有直接的接觸，也沒有給他們指示，因此從真正意義上說，他并不是這個行動的組織者，更不用說是直接的參加者。

倫敦代表大會于5月19日閉幕。第比利斯沒收事件發(fā)生于6月12日〔新歷25日〕，即1個月以后。①從斯大林回國到發(fā)生沒收事件那一天，他都來不及監(jiān)督這樣一個復雜的冒險行動的準備工作。比較可能的是，那些戰(zhàn)士是從以前幾次大膽冒險行動中選拔出來編在一起的。在代表大會通過決定以前，他們可能在等待時機。他們當中某些人可能有些懷疑，不知道列寧對沒收活動有什么看法，戰(zhàn)士們在等待信號，斯大林可能給他們帶來了這個信號。但是，他參加的程度是否超過這一點呢？

關于卡莫和柯巴的關系，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矚g依戀別人，然而沒有人說他依戀柯巴。對他們之間的關系的沉默使人認為不存在依戀，倒是存在著沖突。沖突的原因可能是柯巴企圖對卡莫發(fā)號施令，或者是擅自居功。比比奈施維里在他寫的關于卡莫的書里說道：在格魯吉亞受蘇維埃管轄以后，那里出現(xiàn)了“一個神秘的陌生人”，以偽造的借口拿走了卡莫的信件和其他寶貴材料。誰需要這些材料呢？有什么目的呢？這些文件和卷帶這些文件潛逃的人都無影無蹤了。如果認為是斯大林通過一個代理人從卡莫那里搶走了由于這種或那種原因使他感到不安的某些證據(jù)，這種設想是否過分倉猝呢？當然，那并不排除他們在1907年6月曾經(jīng)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不承認在擬訂第比利斯“事件”的最后細節(jié)時，柯巴可能是卡莫的顧問，而他們的關系可能是在那以后惡化的。此外，這位顧問可能在國外極力渲染自己所起的作用。歸根到底，自命為一次沒收事件的領袖的確比自命為十月革命的領袖容易。然而即使就十月革命來說，斯大林也會毫不猶豫地自命為領袖的。

巴比塞說：1907年，柯巴到柏林去住了一段時間，“和列寧談話”，什么性質的談話作者并不知道。巴比塞的書的內容大部分是錯誤的，但是，斯大林在和路德維希談話時也提到他在1907年曾經(jīng)到過柏林，所以這里提到去柏林的旅行更令我們注意。如果列寧為這次會晤專程到德國首都去，那么無論如何不是為了進行理論性的“談話”。這次會晤可能是代表大會前夕的事，更可能是緊接著代表大會以后的事，幾乎無疑是為了討論即將發(fā)生的沒收行動、轉運鈔票方式等等問題。為什么要在柏林而不是在倫敦談判呢？很可能列寧認為在倫敦和伊萬諾維奇會面是輕率的，因為在倫敦，他處在其他代表和大會吸引來的大批沙皇特務及其他特務眾目睽睽之下；也可能有一個與代表大會無關的第三者預定要參加這些會談。

柯巴從柏林回到第比利斯，但是不久以后就搬到巴庫去了。據(jù)巴比塞說，從巴庫那里，“他再次出國和列寧見面”。（巴比塞曾經(jīng)到過高加索，并且在那里按照貝利亞的安排寫下了一些故事。）顯然有一個心腹的高加索人曾經(jīng)談到斯大林兩次在國外會見列寧的事，目的是強調他們的親密關系。這兩次見面的時間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一次在沒收事件以前，另一次緊接著在沒收事件以后。這就足以肯定會見的目的。第二次會晤非常可能與這個問題有關：是繼續(xù)干還是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