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調查。我發(fā)現(xiàn)，除了一個表弟之外，我所有的猶太親戚都在集中營的毒氣室被殺害了。我的文學代理人死在了拉文斯布呂克，三個密友的丈夫都死了。其中有一個是馬基游擊隊隊員，他死于德國人之手；另外一個也是馬基游擊隊隊員，因為炸彈碎片感染生了壞疽病而死；第三個是一名很有前途的藝術家。在被審訊期間，納粹黨衛(wèi)軍不停地對他施加暴力，他受傷而死。

在過去幾年里，我在咖啡館結識了許多熟人，有詩人、作家、記者還有演員。其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與敵人合作了，這些人大體上在國際社會屬于那些更加頹廢墮落的人物。我感覺自己好像鬼魅一樣行走在一個充滿了幽靈的都市里，因為不管我去哪里，周圍都會有景物使我想起戰(zhàn)前的日子。我朋友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留了下來，我們一起擠在雙叟咖啡館里，咖啡館就像對面的圣日爾曼教堂一樣沒有改變。景物保存了下來，但人卻沒有幸存下來。我們敬酒通常是獻給那些“不在場的朋友”。我們無法相信，會永遠見不到他們了。最后，我再也無法忍受了，滿懷幸存下來的內疚感，回到了南非的家里。

多年以后，我開始調查克里斯蒂娜·格蘭維爾的生平。在被告誡難度很大時，我仍固執(zhí)地決定要創(chuàng)作這本傳記。有人告訴我，許多人曾經嘗試過做類似的工作，卻都失敗了。這一事實并沒使我畏縮不前，反而激勵我一直向前。我把其他一切事情都放在一邊，專心致志地搜集事實材料。

開始時，我給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法國分部的前任部長莫里斯·巴克馬斯特，還有奧黛特·哈洛斯的一個朋友GC寫信。莫里斯把這位朋友介紹給了我，也介紹了他的一名員工文靜聰穎的薇拉·阿特金斯。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任何人想寫有關在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工作的員工以及發(fā)生的事情，無疑都會失敗。

通過朋友、著名作家塞爾溫·杰普森（杰普森少校曾在軍事情報局工作，后來調到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的法國分部）和富特教授（對于那些試圖理解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所從事的工作和它繁雜多變的部門的人們來說，富特教授關于駐法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的出色書籍肯定是本教科書），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信息，還有一些男男女女的名單。戰(zhàn)時，這些人都認識克里斯蒂娜，戰(zhàn)后依然和她保持著聯(lián)系。

設法找到這些人是我樂意完成的一項主要任務，因為我決心盡可能精確地創(chuàng)作一本關于這位女子的書，必須盡力拯救其名使其免遭遺忘。接著，一系列奇怪的巧合事件發(fā)生了，這些巧合貫穿了我創(chuàng)作該書過程的始終。許多陌生人給我打電話，鼓勵我堅持下去。我在倫敦圖書館一堆堆書中轉來轉去，翻閱了許多書，這些書給我提供了寶貴的線索。無意之中，我遇到了一些人，結果他們既認識克里斯蒂娜又認識安德魯·肯尼迪。我的許多朋友似乎曾效力于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但由于我們是在戰(zhàn)爭結束很久之后才見面的，所以他們戰(zhàn)時的經歷從來就沒有出現(xiàn)在我們的談話中。

到這時為止，我沉浸在能找到的一切有關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的書籍中。這很正常，不僅僅是因為克里斯蒂娜日后的活動受到他們從倫敦或阿爾及爾發(fā)來的指示影響，而且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些和這個組織有聯(lián)系的人使我了解到有關克里斯蒂娜在戰(zhàn)爭年代的經歷和工作的大多數信息。特種行動執(zhí)委會招募了一些才能卓越的女性，例如戴安娜·羅登，瓦奧萊特·紹博，努爾·英亞特·卡恩，奧黛特·哈洛斯，約朗德·比克曼，伊利亞恩·普盧曼。她們都是一些嫵媚動人的淑女，其共同點就是能說一口完美無缺的法語，愿意為自由事業(yè)服務。

在和克里斯蒂娜的朋友們交談時，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克里斯蒂娜憎恨任何形式的壓迫，不僅僅是出于愛國原因，而且是因為她把自己對思想自由、行動自由的渴望帶到了人類的一切領域。任何威脅到克里斯蒂娜個人或他人自由的做法都成了她個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