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往事。

在1951年春暖花開的季節(jié)里，曹禺老師和著名女作家丁玲等人一起，到蘇聯(lián)莫斯科，參加著名作家果戈里逝世100周年的重要紀念活動。在此期間，除去參加有關果戈里紀念大會和果戈里銅像揭幕儀式以外，給曹禺老師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那里先后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經典劇目，似乎是度過了一個高檔次的“戲劇節(jié)”。比如，有普希金的歌劇《鏟形皇后》；也有高爾基的話劇《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其他的人們》、維希涅夫斯基的話劇《列寧在一九一九》、莎士比亞的話劇《無事煩惱》、雷爾頓的話劇《造謠學?！?、莫里哀的話劇《偽君子》、博馬舍的話劇《費加羅的婚禮》，以及契訶夫的話劇《三姐妹》，等等，真是林林總總，美不勝收?？梢赃@樣說，這些優(yōu)秀劇目不但使曹禺老師格外欣喜地享受了話劇藝術的魅力，更使他的心與那些劇作大師的心靠得近而不可分了。要知道，由于曹禺老師的經歷、作品、修養(yǎng)、學識……在他的腦子里，對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劇目，是有著恒定不移的、無法動搖的標準的。

接下來，1952年6月12日，在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一個國家級專業(yè)的話劇團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正式成立了。并且，周總理親自推薦由曹禺老師擔任院長。從此，曹禺老師的生活、創(chuàng)作和命運開始了一個嶄新的篇章。

周總理與曹禺老師是老同學、老朋友，他一向對曹禺老師的各個方面，都非常關注，非常關心。北京人藝成立以前，他們還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然而，在談到創(chuàng)作的時候，曹禺老師卻啞口無言，一時難以答對。因為，曹禺老師心里有著難言之隱的苦衷。如果從1947年寫《艷陽天》算起，他已經有整整五年沒有動筆寫劇本了。說來也許奇怪，對于一個名聲顯赫、著作等身的劇作家，并非是他不想寫，而是他不知道該怎么寫，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舊的拋棄了——只是表面的拋棄，它的根是扎得很深的，新的又沒有完全樹立起來，可謂處于一片矛盾和混亂之中。開始，他下決心修改舊作《雷雨》和《日出》，并且急急忙忙地動了手，可是改來改去，別人不支持，自己也很難滿意。而且，客觀上就遭到了許多同行、朋友和觀眾、讀者的一致反對。因此，只好作罷。后來，他也不止一次下過工廠、農村和學校，采訪過不少人，積累下許許多多的生活素材。但是他還是不知道應該寫什么和怎樣來寫。這，對于一個一貫要求自己很嚴格，從來不愿意倉促成章、應付了事的劇作家來說，無疑是一件很苦很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