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電影專業(yè)高等教育一直存在門派和代差的特色，譬如1978年考進北京電影學院的那一批人就是著名的“第五代”。甭管是1982年畢業(yè)的“第五代”，還是今天的陸川、賈樟柯和寧浩，他們在學校里認識到的和掌握到的，或者說被灌輸到頭腦里的，從一開始就純粹是藝術電影的套路。他們在校時的作品都是本著學術教研的態(tài)度去完成的，帶有濃厚的文藝探索色彩。判斷這些作品的價值，在校園里是靠老師的認可和評分，在社會上和行業(yè)內就是能拿到多少有分量的獎項。即使到了如今這個商業(yè)勢力大肆滲入電影產業(yè)的時代，北影的教學態(tài)度依然是在這種傳統(tǒng)肅然的純學術精神支配下--只談藝術，不談商業(yè)。

學院派最為津津樂道的成功方式是拍一部藝術電影，然后拿去參加國內和國外的電影節(jié)，力爭拿到一個重量級的獎項，這也是“第五代”導演中的代表人物張藝謀和陳凱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走過的成功之路。他們的成功促使后來者紛紛投入了對相同電影創(chuàng)作方式的追逐。因而長久以來，戛納、柏林和威尼斯三大國際電影節(jié)的長片競賽單元，就是籠罩在年輕的學院派電影人心頭的陰影，對“一夜揚名”和“載譽歸來”過分的癡求，蒙蔽了這些人原本敏捷的頭腦和銳利的目光。

馮小剛的思路與學院派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沒有這種對“藝術”的不懈追求--不是他不想追求，而是他壓根兒就不具備追求的條件--一個“野路子”出身的電影導演，其作品在誕生之初就飽受諸如“不專業(yè)”之類的抨擊，更不可能從上級管理部門獲得合法出國參加海外電影節(jié)的名額。因而學院派憧憬的這條成功大道，他從一開始就走不通。既然如此，市場和票房就成了他不多的可以周旋的余地了。

在影視圈，存在著一些難以預測的不確定因素，比如說運氣和機會，這兩點一直發(fā)揮著非常微妙的作用?！皶r來運轉”這四個字在圈里是很容易被人接納的金玉良言，經常被拿來解釋某種發(fā)跡的根源，也經常被當做某時處于逆境下的勸慰。在這個圈子里，很多懷有幻想和強烈抱負的從業(yè)者，都期盼著這個非常抽象的成語駕臨到自己頭上，因而這些年的影視圈里，諸如算命、改名和皈依某種宗教的風氣越來越盛行，究其本因，與此頗有關聯。

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平時除了以“善惡有報”為心理寄托外，從不為自己豎立任何精神偶像。通過交往和觀察，我相信馮小剛也是個無神論者。俗話說，欲天助，先自助。馮在1997年歲末的一鳴驚人，其中既有偶然性，也有條件成熟、關系可靠、市場反應積極等等穩(wěn)妥的客觀因素的保證。至少在對待電影的態(tài)度和對自身定位的考慮這兩點上，馮小剛這個無門無派的“野人”的想法跟學院派比起來，既是稀少的和另類的，也是務實的和理智的--寫完這句話，我不禁覺得有些可笑：這算是對前者的肯定呢，還是對后者的諷刺呢……

馮小剛一開始就以商業(yè)片導演的名分扎進了電影圈。如上所述，起因主要是受外部環(huán)境制約而采取的迫不得已之舉。然而就在不經意之間，他這股“狗慫”勁頭開創(chuàng)了中國電影商業(yè)化（或者說產業(yè)化）歷程上一條嶄新的路線，發(fā)展到今天，這條路線已然拓展成寬闊且流暢的坦途。如果說，當年《甲方乙方》單片的市場成功可以用諸如“運氣”去解釋其中的因果關系，那么從1997年到1999年，馮的賀歲片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當年國產電影年度票房冠軍，這一連串事實能都是“偶然”造成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