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時，康有為正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武昌起義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舉袁世凱自代，未獲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凱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問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說："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闿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fā)，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后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后，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干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做財神爺而佇候于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專制復辟勢力對于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愷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礙"。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對十月革命抱有極大希望，他說："俄國革命以后，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事，掌諸國家機關與人民合作社?？涨爸e，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濤說，孫中山的一生最恰當地證明，一個人執(zhí)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強有力改變國家的歷史和人民的命運。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16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fā)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fā)表后，引發(fā)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后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并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