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作者耘山準備去莫斯科尋找毛澤民的檔案資料。李敏的兒子孔繼寧當時正在拍攝外婆賀子珍的電視專題片。他迫切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賀子珍在蘇聯(lián)養(yǎng)病期間的真實情況，希望能找到她本人留下的真跡。這樣一來，尋找賀子珍的檔案資料，也成為耘山莫斯科之行的一項重要任務(wù)。

有了查閱毛澤民檔案資料的經(jīng)驗，耘山信心十足地進入目錄檢索。結(jié)果卻令人遺憾，沒有找到有關(guān)賀子珍檔案的一絲蹤跡。

檔案館的負責(zé)人—一位熱情、盡職的俄羅斯老太太，又調(diào)取了有關(guān)賀姓中國人的全部目錄，翻來翻去，仍舊一無所獲。

檔案館里非常寂靜，只聽手表的指針在嘀嘀嗒嗒飛速地走著。正在束手無策時，耘山用力拍了兩下腦殼：“哎呀，我犯了一個慣性思維的錯誤！怎么就忘了中國同志在蘇聯(lián)都是用化名啊，按照賀子珍這個名字去找檔案，當然找不到任何東西！”

賀子珍在蘇聯(lián)的化名究竟叫什么？出發(fā)前，沒有任何人提及此事。這下可把耘山急壞了，他立即拿出手機，向北京發(fā)送短信：

繼寧：

你姥姥在蘇聯(lián)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只有3個小時閱讀檔案的時間，請速告！

耘山

當時時間是莫斯科上午9點鐘。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卻遲遲不見孔繼寧回復(fù)。耘山火急火燎。回國后，耘山才聽孔繼寧說原因：“那天，接到短信后，我就狂奔回家，翻騰了2個小時，也沒找到任何可以借鑒的東西，就連我媽媽也弄不清我姥姥在蘇聯(lián)到底叫什么名字?！?/p>

收不到回復(fù)，是正在閱覽室里查閱資料的那個聰明的美國女孩馬意莉，給了耘山很大的幫助。

為了完成“中國留蘇學(xué)生”的研究課題，馬意莉曾查閱過大量有關(guān)前蘇聯(lián)國際兒童院的檔案材料，看到過關(guān)于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的情況。據(jù)馬意莉回憶，在她的印象中，李敏的母親曾在國際兒童院工作過。她建議，不如從查閱國際兒童院的檔案入手，也許能夠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線索。

文云—一個從未聽說過的陌生的名字，出現(xiàn)在耘山的視線里。

他將信將疑地打開封皮上寫有“ВЕН ЮН”字樣的РГАСРИ 495/225/420 檔案卷宗，一頁一頁仔細地瀏覽。卷宗里的第一份材料是由文云本人用中文填寫的《個人履歷表》。

履歷表的第1欄，是姓名（化名）、改名后應(yīng)指出舊名和改名原因。在這里，填表人工整地填寫著：

文云（賀子珍是過去名字，因來蘇聯(lián)改的名字）

第2欄，出生時間和地點：

1911年生于江西永新縣

……

第23欄，直系親屬的情況：

父親沒有消息，弟兄有兩個犧牲，母親死了，有哥哥賀敏學(xué)在新四軍，妹妹賀儀（怡）在江西，都是黨員。

耘山越看越激動，這份履歷表完全證實了—填表人“文云”就是賀子珍！

推敲“文云”這個名字，其實很有意思。盡管賀子珍當時很任性，執(zhí)意要離毛澤東遠去，但在莫斯科起化名時，她還很下意識地沿用了毛澤東母親文七妹的姓氏。

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共產(chǎn)黨處在地下，為了隱蔽身份，用化名是常事，特別是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自從1925年，毛澤民負責(zé)黨的出版發(fā)行工作后，就曾用過一系列的化名：初到上海時，他化名楊杰，后來就是一連串的周姓：周泰安、周方、周澤民、周韻華、周彬；去蘇聯(lián)養(yǎng)病時，又化名周全。歸結(jié)起來只有“周”、“楊”兩個姓氏。

毛澤覃的前妻周文楠曾回憶說：“1927年秋，澤民在我家住時，就改姓周。他與我的母親周陳軒相處得很好，叫她媽媽?！?/p>

周文楠又舉例說：“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毛主席住在武昌都府堤41號時，人們都叫他‘楊先生’。”毛澤東用的是楊開慧家的楊姓。

她言外之意，毛澤民偏愛“周”、“楊”二姓，亦出于親情，這與毛澤民同大嫂楊開慧、弟媳周文楠兩家的關(guān)系極好有關(guān)。

由此推斷，“文云”這個名字可能不是賀子珍隨意起的，在她的心靈深處，還情系著毛澤東的革命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