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確實心無旁騖。他們的立法家利庫爾戈斯就已經把這件事給辦妥了。如果一個斯巴達人的孩子出生，孩子看上去身體虛弱，將來服不了兵役，那么人們就迅速處死這個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強壯，那么這孩子就必須越長越強壯，必須從早到晚進行體育鍛煉，必須學會忍受痛苦、饑餓和寒冷，吃劣等的飲食，不可以從事消遣娛樂活動。有時候人們毫無因由地就打這些少年人，只是為了讓他們習慣忍住疼痛。人們今天尚還把這樣一種教育稱之為“斯巴達式的嚴格教育”。你知道，這種教育卓有成效。在公元前480年的溫泉關戰(zhàn)役中，確實是所有的斯巴達人遭到波斯人的殘殺時都寧死不屈，一如他們的法律所要求的那樣。能夠這樣去死，這不是小事。但是能夠活著，這也許更艱難，雅典人力求能夠這樣活著：不謀求一種好的、安逸的生活，而是謀求一種有意義的生活，謀求一種人死后會留下點什么的生活，會讓后人有所得益的生活。你將會看到，他們是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的。斯巴達人其實是因害怕他們自己的奴仆而變得如此好戰(zhàn)和勇敢啊。在雅典卻沒有多少理由要害怕，那里的情形完全不一樣，那里沒有這樣的強制措施。跟在斯巴達一樣，在雅典也是貴族占統治地位。那里也曾有過嚴厲的法律，是由一個名叫德拉古的人制定的。這些法律十分嚴厲和冷酷，人們今天還在談論德拉古的嚴厲呢。但是雅典居民乘坐他們的船四處遠航因而見多識廣，他們沒有能夠長久容忍這種狀況。

有一個貴族竟然如此賢明，想在整個小國家中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這個貴族叫梭倫，他在公元前594年，也就是在尼布甲尼撒時期為雅典制定的憲法叫梭倫憲法。從此這個民族，這座城市的公民便總是自己決定什么事應該干。他們聚集在雅典的城市廣場上并在那里表決，根據多數人的意志作出決定，也選舉一些有經驗的人組成委員會，讓這個委員會去實施作出的決定。這樣一種憲法所規(guī)定的叫公民政權，希臘語叫民主。當然并非每一個居住在雅典的人都是在大會上有表決權的公民。在這方面是有區(qū)別的，這要視個人的財產狀況而定，所以許多雅典居民并不參與執(zhí)政。但是每個人都能朝這個方向努力，所以每個人也就都對城市的各項事務感興趣。城市在希臘語中叫城邦，而城市的事務就是政治。

誠然，在一段時間里一些受民眾愛戴的貴族奪取了統治權，人們稱這樣的獨裁統治者為專制君主。但是不久他們又被人民趕走了，后來人們就更加注意讓人民自己真正進行統治。我已經給你講述過，雅典人是很不安寧的人。所以他們純粹由于害怕再次失去自由而推翻了所有的政治家的統治并將他們逐出城市，他們擔心這些政治家會得到太多的追隨者并由此而使自己成為獨裁者。這是曾戰(zhàn)勝過波斯人的自由的雅典人民，也就是后來很不知感激地對待米爾提亞德斯和泰米斯托克利斯的雅典人民。

但是有一個人沒有受到他們這樣的對待，這就是一位名叫伯里克利的政治家。他很善于在公民大會上對大家講話，講得雅典人越來越相信，是他們在商議和決定要做什么事，而實際上這些事早已由伯利克里決定了。倒不是因為他有某種新型的機構或一種特殊的力量，而是僅僅因為他最聰明能干。就這樣，他獲得了最高統治權并自公元前444年起——這個數字像它所表明的時代一樣美——便實際上單獨領導了這個國家。他認為最重要的是，雅典應該繼續(xù)保持強大的海上力量，通過與別的伊安尼爾人的城邦結盟，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那些城邦也給雅典納稅，因為這個強大的城邦為他們提供了保護。這樣，雅典人就富了起來，就能夠開始憑他們的才干做一番大事業(y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