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凱恩對加州有一定的好感，但他的小說并不描寫那些成功的拓荒者和道德高尚的人們。《郵差總按兩次鈴》原定名為《燒烤聚會》（BarBQue），這個名字表明他試圖描繪一個社交世界。他的小說反復聚焦于那些邊緣的無根之人，據門肯說，這些人是“那幫從草原和沙漠涌入（洛杉磯）的笨蛋”的后代，他們“給予脊椎按摩法的病理學以對愛梅·麥克弗遜Aimee Mcpherson：美國基督教女布道家，是利用現代媒體的先行者?！g注的神學和西席·地密爾的藝術同樣的敬意”。［58］作為小說家，凱恩的厲害之處在于他用福樓拜式的疏離處理這些人物，讓他們的命運看上去是宿命的，幾乎是悲劇性的。凱恩使他小說中那些注定遭遇厄運、不太善于言辭的講述者對他們的周遭有敏銳的意識。例如，在《雙重賠償》的第一章中，保險推銷員沃爾特·內夫是這樣描述尼爾德林格（Nirdlinger）家的房子的：

我所看到的這個起居室和其他加州的起居室并無二致，也許比某些更昂貴些，但是，這里的所有一切不可能用一個商店的一輛卡車就可以裝載完成，也不可能早上運到他們家，下午就可以擺放安當收工了。家具是西班牙式的，看上去很漂亮，硬邦邦地立在那里。地毯長15米寬12米，似乎是產自墨西哥的，但實際上是加利福尼亞奧克蘭的產品……所有這樣的西班牙式的房子都會在窗子的鐵護欄之上掛滿紅色的天鵝絨窗簾，通常還會搭配紅色的天鵝絨墻壁掛毯。如出一轍的是，壁爐上掛著紋章掛毯，沙發(fā)上則掛著城堡掛毯。［59］

像內夫這樣的人物當然和錢德勒筆下的菲利浦·馬洛截然不同，正如從流水線大生產中制造出來的尼爾德林格家的房屋和《長眠不醒》中豪華的斯特恩伍德（Sternwood）別墅大相徑庭（尼爾德林格為石油公司工作，而斯特恩伍德?lián)碛幸粋€石油公司）。但是，請注意，兩所房屋都充斥著虛榮夸耀的裝飾，而兩部小說的敘述者都對每個物件的價值了如指掌。因此，在凱恩因為受雇于另一家制片廠而不能改編《雙重賠償》的情況下，錢德勒就是合乎邏輯的替代者了（甚至他的出版商和凱恩的是同一家，而最后文學代理人也是同一人）。85但是錢德勒比凱恩稍欠平淡，是一位更加引人入勝的散文文體家，而當他將加州置于筆下時，他心中總是保留著一個更古老的世界。

錢德勒出生于芝加哥，但他卻成長于沃特福德和倫敦那些持有家業(yè)的盎格魯-愛爾蘭人之中，并在達利奇預科學校（Dulwich Preparatory School）接受教育。在他于1940年代所寫的一系列有關“美國與英國風格”的精彩文章中，他如此說道：“美國最優(yōu)秀的作品都是由那些身為或曾經身為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s）的人寫的。他們（針對美國）找到了某種自由的表達方式、一定程度的豐富語匯，并產生了相當廣博的興趣。但他們要運用歐洲品味去加工這些原料。”（轉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84）當他如此說時，他所想的想必是自己的風格，那是唯美的、經過古典訓練的敏感性遭遇通俗詞匯的產物。也請注意，他的所有小說都建構在菲利浦·馬洛的敘事聲音之上——這個人物是硬漢和文化貴族的結合體，因此能從外部視角來看待洛杉磯。正如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所說的，甚至馬洛這個名字也意味著“英國性、優(yōu)雅和權勢”［60］。

錢德勒雖然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世界主義者，但他也不是典型的美國人。他在給他的英國出版商的信中寫道：“和比爾博姆Max Beerbohm：英國漫畫家和作家。——譯注一樣，我可能晚生了半個世紀，我屬于一個優(yōu)雅的年代。我本可以輕易地成為這個世界所不需要的一切。因此我為《黑面具》撰稿。這真是個諷刺的笑話?！保ㄞD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76）他的小說也有同樣向往的調子，暗示了對愛德華時期騎士品質的強烈懷念之情。他曾就現代生活發(fā)表如下看法：“我喜歡的人必擁有禮節(jié)、風度和一些社會直覺，他們的教育水平會比《讀者文摘》略高一些，他們并不會用廚房里的小器具和汽車來表現自己的生活品質……盡管除此之外，我寧愿和亨利·福特好好喝上一杯?！?nbsp;（轉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77）他在加州并沒有找到很多這種人，也正因為此，他的作品中彌散著一種孤獨感和羅曼蒂克的憂郁。

即便如此，錢德勒仍是描寫洛杉磯的作家中最優(yōu)秀的一位。他賦予這座城市以風格，讓他的讀者能開心地隨著他漫游(flanerie)于它的海灘、山腰和參差多態(tài)的城區(qū)。并且，這種體驗總是帶有波德萊爾式的頹廢、墮落、腐朽的甜美氣息；于是，像《長眠不醒》這樣的小說有時能讓人想起艾略特筆下倫敦最黑暗、反動的景象。馬洛目光所及，86見到的都是猶太人、同性戀者、黑幫分子、各種野心家和來自中西部的暴發(fā)戶。甚至那些民房也給他贗品的印象。當馬洛破門闖入阿瑟·格溫·蓋革（Arthur Gwynne Geiger）的月桂谷（Laurel Canyon）邦戈羅Bungalow：周圍有陽臺帶緩坡屋頂的平房?！幾r，他這樣說道：“加州房子里，你唯一不能一腳踢穿的地方就是大門了?！保?1］

錢德勒靠通俗媒體討生活，但他的作品卻是基于一種慣常的高度現代主義信念，即現代社會是廉價而脆弱的，對真正的文化有摧毀性的作用。他在資本主義美國遭受的挫折加深了他對都市荒原的蔑視。他在晚些時候成為一個著名的小說家，稍晚于他那失敗的加州石油業(yè)務主管的職業(yè)生涯，而他對那些廣告商、光面紙雜志或任何為他的技術支付薪酬的現代機構有種本能的厭惡。于是，他一到好萊塢工作，就立即對“巨大的金錢商業(yè)運作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之間在心理和精神上的怪異血親關系”發(fā)表了評論，并說，制片廠的存在是“為了摧毀作家和他的潛意識之間的勾連”。（轉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123）而菲利浦·馬洛其實大體上也是這樣說的，只有少許更動。畢竟，馬洛其實是一個象征符號，正如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所說的，“一個小生意人，被迫同黑幫分子、腐敗的警察和寄生蟲般的富人（通常是他的雇主）作斗爭——他只是作者同制片廠寫手和大佬之間關系的一個羅曼蒂克化的虛擬人物”（38）。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4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大大地修改了“馬洛-錢德勒之聲”，尤其是霍華德·霍克斯的《長眠不醒》（1945），這部電影充滿了有趣的邪惡，但對政治卻相當漠不關心。然而，那個聲音卻在電影版的《雙重賠償》中不絕于耳——尤其在沃爾特·內夫和巴頓·基斯之間的親密打趣中，他們看上去就像是兩個受雇于某家電影廠的作家。這兩個男人關于迪特里奇森（Dietrichson）案件的對話和派拉蒙公司的故事會議（story conference）如出一轍，而沃爾特欺騙保險公司的企圖則一如懷爾德、錢德勒對審查制度和制片廠所玩的把戲。保險業(yè)和電影之間暗含的相似性讓懷爾德產生如此大的興趣，他甚至和美術指導哈爾·佩雷拉（Hal Pereira）在場景設計上巧妙地強調了這一點：沃爾特·內夫的公寓其實仿造的是懷爾德自己開始為派拉蒙公司工作時所住的夏特蒙特酒店Chateau Marmont：位于好萊塢日落大道8221號，建于1927年?！幾⒐ⅲ欢疤窖蟊ｋU公司”的辦公室則全然拷貝自派拉蒙影片公司在紐約城的家庭辦公室（home off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