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五倫指君臣、父子、長幼（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道德倫理。他認為除朋友之間的倫理有可取之處外，其余都應拋棄。因為無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現(xiàn)在夫婦之間基本實現(xiàn)了平等，但是在 19世紀末時，還存在著尊卑關系，唯有朋友之間的關系最為完美，體現(xiàn)出自主平等的精神。譚嗣同稱宇宙的根本原理為“以太”（ ether），他認為所謂的以太便濃縮于朋友之道中，并且組織了“學會”。他認為通過“學會”可以使成千上萬的人結(jié)為朋友，其目的便在于對中國施行改革。這便是他所認為的“仁”。 “仁”是儒學德目中的主要內(nèi)容。

譚嗣同希望針對“仁”進行改革。他所提倡的“仁”與“俠義”相似，較為接近墨子的思想?？傊?，這種思想是與儒教相對立的。拋棄其他四種倫理，對當時的人們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譚嗣同將《仁學》的原稿交付于梁啟超。后來，梁啟超在流亡中將原稿帶到了日本，并在日本發(fā)行。當時譚嗣同已被處死，但是他位居高官的父親和家族仍在中國，因此不能用他的名字來發(fā)表《仁學》這樣的危險文章。于是便署名為“臺灣人所著”——即指臺灣人所著之書。根據(jù)甲午中日戰(zhàn)爭所簽訂的和約規(guī)定，臺灣已被割讓給日本，清政府無權干涉臺灣居民的活動。

反儒之人被稱為亂臣賊子，況且譚嗣同還實際參加了改革運動，因此被處刑。為了躲避追捕，譚嗣同與梁啟超、康有為一起逃往日本使館。外國使館擁有治外法權，因此可以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并且他們還可以尋找機會逃往國外。但是譚嗣逃到日本使館，并不是為了避難保命，而是為了將自己的著作原稿交予梁啟超，自己犧牲無所謂，但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夠流傳于后世。他將著作委托給梁啟超后便準備離開，眾人都制止他，如果出去的話，一定會被捕處死。他卻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出去后，被捕，七日后被處死。

這是典型的“俠義”行為，也是反儒的。但是在儒教中也包含著俠義的成分?！墩撜Z·為政》有載：“見義不為，無勇也?！?/p>

雖然說譚嗣同是反儒的，但是從儒家本來的立場來看，其實是對被體制收編后歪曲的儒教的批判。李卓吾雖然被視為陽明學“左派”，但是就其本質(zhì)而言，仍是儒者。

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也是位儒者。關于《孔子改制考》，前面曾有過論述，實際上是一種自儒教內(nèi)部對儒教進行的批判。他們的改革運動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為模型，提出了君主立憲制。實際上，譚嗣同超越了君主立憲制，他希望可以通過學會發(fā)展民主政治，單純就改革而言與康有為意見一致，但是本質(zhì)上卻有差別?？涤袨榈闹鲝埦哂芯窒扌裕詈笊踔脸霈F(xiàn)了倒退，將五倫中的“君臣”關系放在了首位。

然而，儒教中也并不是觀點一致，尤其是孟子，對君臣關系并不重視。他主張，民為首要，社稷其次，最后才是君主。

嚴復曾就讀于福州船政學堂，后留學英國，他稱：自秦始皇起，中國的君主就是大強盜，國民才是天下真正的君主。令人費解的是，他雖持有過激的言論，但是在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建立共和制政體后，開始變得保守，并成為五四運動的反對者，曾經(jīng)論客的影子不復存在。

脫亞論

說起日本反儒運動的主角，自然非福澤諭吉（1835—1901）莫屬了。他于 1885年提出了“脫亞論”，主張同亞洲的各后進國斷絕往來，與文明諸國結(jié)成友好，所謂的后進國便是指“支韓”。當時的支那和朝鮮，都是處于現(xiàn)在呈現(xiàn)出繁榮景象的“儒教圈”內(nèi)。他指出：“其對古風舊觀依戀之情，千百年來未變?！?/p>

——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毫無道德廉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福澤諭吉對儒教保持了一貫的猛烈批判姿態(tài)。明治政府在革新的五項條御誓文中寫道：“打破以往陋習，以天地公道為基準。”從而掀起了破除儒教、佛教、舊習的浪潮。尤其對佛教實行的“廢佛毀釋”行動過激，導致對許多珍貴文化財產(chǎn)的嚴重破壞。然而，時隔不久，明治政府又開始了復活儒教活動。西南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明治十四年（ 1881），明治政府重新考慮根據(jù)儒教制定秩序，并發(fā)布了《教育敕語》：

孝敬父母、團結(jié)兄弟、夫妻和睦、相信朋友。

其中提到了四倫。君臣之倫放在開篇之處，“克忠克孝”，“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就德目而言，重視君臣之忠義是儒教的重要思想。對于儒教的復興，福澤諭吉提出異議，保持了他一貫的立場，他認為這是明治政府的倒退行為。 

1911年，中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tǒng)治，雖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但是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時間極其短暫，被迫讓位于更具實力的袁世凱。袁世凱是清朝末期的總理大臣，手握兵權，國家政體雖為共和，但袁卻將其視為自己的政治財產(chǎn)，稱帝的野心蠢蠢欲動，私下著手復辟運動。他召集了許多支持自己的人，成立了“籌安會”，讓美國和日本學者用研究證明，相對于共和制，中國更適合帝制。因為那些所謂的學者都是他“雇”來的，所以得出的結(jié)論自然是他所期望的。

袁世凱致力于儒教振興、“尊孔運動”等。連稱秦始皇后的歷代皇帝為大盜的嚴復，也發(fā)起了“孔教會”。

當時從日本回國的魯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職。他在日記中寫到，政府機關通知 9月28日去孔子廟參加跪拜儀式。相傳當日是孔子的誕辰。因為有通知下達，所以魯迅便不得不前往。但是到了那里發(fā)現(xiàn)，所到之人不過三四十。教育部和下屬學校的職員至少上千，可是前來參拜的人卻只有三四十人，魯迅在日記中描寫那些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有的人站著參拜，也有人靠在墻邊只是觀看，魯迅便是觀看者之一。

魯迅在清朝時期留學日本，就讀于東京高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所創(chuàng)辦的留學生弘文學院。魯迅在那里學習兩年日語后，升入高級學校。初到日本，魯迅一行人由日本老師帶領著前往湯島圣堂。日本老師覺得那里設有孔廟，中國留學生一定會覺得親切，欣然參拜。然而魯迅卻對此毫無興趣，他在日記中寫道：“正因為絕望于孔夫子，所以到日本來的，那還拜什么？”日本人認為這是善意之舉?？鬃邮侵袊氖ト?，如果知道日本也有參拜的廟堂，那么一定會欣然前往，于是便帶他們前去。然而，革命的留學生大多是出于對孔子的反對才來到日本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