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佛羅倫薩史》以及木屐共和國 ，我并不認為我來到這里損失了什么，因為我了解到許多對他們非常有益的制度和秩序；因而，我相信我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們來到達某些目的，特別是通過比較的方法。例如，我要打比方說安靜的時候，我會說："他們比兄弟會修士們吃飯時還要安靜"。因此，通過這一點兒經驗所教會我的方法，人們能夠引證出許多其他的事情。

在另一封他于1524年8月30日寫給圭恰迪尼的信件殘篇中，馬基雅維利說：

我一直待在、現(xiàn)在還待在鄉(xiāng)間別墅里寫這部歷史，我愿意付十個索爾第--我不會出更高的價了--讓你到我身邊；那樣的話，我就可以告訴你我寫到哪里了；因為，在不得不涉及某些具體事件的時候，我需要聽聽你的意見，看看無論是歌頌還是貶損事件，我是否過分了。然而，我還是應該保持獨立思考，努力做到公允客觀，這樣在我說出真相的時候，就沒有人會抱怨了。

詹諾蒂記述了馬基雅維利曾經對他說：

對于從科西莫掌權到洛倫佐去世這段時間的歷史，我不能這樣來寫，就好像如果我沒有任何顧慮的話我會寫成的那樣。那些事件都是真實的，而且我不會遺漏任何事情；只是，我不會說出，一個人是通過什么方式或者什么手段和詭計，達到如此高的權力巔峰的。任何想要了解這個情況的人可以很好地注意我通過他的反對者之口說出的東西，因為我自己不愿意說出來的話，我會讓他的反對者說出，就像從我嘴里說出一樣。

因此，通過第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到馬基雅維利似乎讓事實勝于雄辯；通過第二段話，我們看到他或者夸大其詞或者輕描淡寫，先發(fā)制人地防止可能的抱怨；通過第三段話，我們看到他借助反對者的話間接地提出批評。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說，馬基雅維利不愿意奉承梅迪奇家族是因為他將德行置于權力和功名之上。對他而言，如果讓他平靜地不去探究那些偉大事件的原因，真實與奉承之間就沒有什么大的差別。我們也不能這么說，馬基雅維利之所以關注他自己的城邦是出于這樣一個既是負責的又是愛國的愿望，即增進城邦的德行，一般意義上理解的德行?，F(xiàn)在我們來關注一下馬基雅維利對他的兩位人文主義前輩萊奧納爾多·布魯尼和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提出的責難，他們都是研究佛羅倫薩人民的歷史學家。如同他在序言中所說，他們是兩位"極其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并且在描述佛羅倫薩人所進行的戰(zhàn)爭方面"勤奮之至"。然而，他們在處理"國內動亂和內部紛爭及其產生的影響"方面出了錯。他們認為這些紛爭過于瑣碎，以及對它們的描述可能得罪那些活著的人，所以他們沒有看到，這種動亂揭示了佛羅倫薩的偉大之處。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在諸如治國安邦這類具有崇高意義的事務中，對于當事人而言，無論他們如何處理，無論結果如何，似乎總是應該給予當事人更多的榮譽，而非指責"（序言）。在質樸的語言中，布魯尼和波焦過高地估計了在決定榮譽時道德的力量；他們的歷史著作在關于內部紛爭方面尤顯不足，這是由于一個嚴重而普遍的錯誤：它在總體上影響了他們的著作，并且使得他們無法理解人類的野心和欲望，而這些正是人類與生俱來、永恒存在的東西。

盡管馬基雅維利的許多方法同那些人文主義歷史學家如出一轍，但是，通過將他的建議立基于做了什么而不是應該做什么，他從容不迫、毅然決然地從他們當中脫穎而出。（他在《君主論》第15章中也以同樣的方法脫穎而出。）當我們閱讀人文主義歷史學家的時候，我們會感受到西塞羅的精神氣息，尤其是會想起《論共和國》（他們并不知道這部著作 ）第二卷；在那里，西塞羅以精妙絕倫的反語和小心謹慎的責任，將他對自己共和國起源的敘述融合進關于最完美政體的那些特征的發(fā)展之中。這種歷史既是理論的又是實踐的，因為它假設自然同德行既是相互競爭又是相互合作的。另一方面，馬基雅維利對西塞羅的評價并不高（尤其見《李維史論》第1卷52章），他不僅僅是自然或命運同德行之間競爭的觀察者；他對政治的局限性不是像斯多葛派那樣高貴地放棄而是被動地服從。對他而言，理論的目的和結果是為了擴展實踐的可能性。為了實現(xiàn)這個"事業(yè)"，他將自己置于在他之前的全部傳統(tǒng)的--古典的、中世紀的和人文主義的--對立面，那個傳統(tǒng)過分依賴于道德的力量。他從那個傳統(tǒng)中借鑒的任何東西都被他用來反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