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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俄羅斯帝國:為現(xiàn)代化而斗爭(1)

牛津歐洲史(第三卷) 作者:(美)羅賓·W·溫克


俄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遠遠滯后于西歐,原因主要有:直到1861年才廢除了農奴制;進入20世紀的俄國,既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立法機關,也沒一部憲法;來之不易的改革僅僅是軍事失敗的產物,即19世紀中期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1854—1856)及日俄戰(zhàn)爭(1904—1905)的羞辱所至。在一戰(zhàn)前的大部分時期,俄國的沙皇們都宣稱自己在行使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曾經行使的統(tǒng)治權。

1894年,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94—1917年在位)成為俄羅斯的新沙皇。他英俊瀟灑,擁有帝王之相,同時也是一位模范的丈夫和父親,但尼古拉二世嚴重缺乏擔任皇帝所需的政治素質。他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不可救藥的仇外心理,篤信東正教,并對其龐大的人口充滿了神秘的自信。他是一個缺乏想象力的無能之輩,并像其他時期及其他地方的同類統(tǒng)治者一樣,以持續(xù)不斷的政治與社會高壓手段,掩飾自己的寡斷與昏庸。在他看來,他的國家就是“神圣的俄羅斯”,自己則是這個國家的“慈父”。在他的想象中,國王、祭壇和貴族構成了俄羅斯的一切,三者依靠嚴格的臣服關系并在與現(xiàn)代性隔絕的氛圍中結合一處。

像其父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83—1894年在位)一樣,尼古拉二世也反對并唾棄西方式的自由改革。這些反動的君主依賴龐大而牢固的官僚集團維系統(tǒng)治,嚴格限制公眾在地區(qū)委員會(或地方自治組織:zemstvos)及形成于19世紀60年代市鎮(zhèn)議會的參選資格(圣·彼得堡有資格的選民僅占其城市總人口的1%),并通過稱之為“俄羅斯化”的政策對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猶太人進行殘酷的迫害。1891年,2萬名莫斯科的猶太人被驅逐到面積相當于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隔離定居區(qū)”(Pale of Settlement)。少數(shù)民族往往是官方大屠殺的直接對象,這在基輔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為限制猶太人進入高中和大學,政府實施嚴格的配額制度,結果導致大規(guī)模的猶太人外移。500萬猶太人中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離開俄國,其中很多人去了美國。這一政策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大批不滿的猶太知識分子,被迫參加了多種反對沙皇高壓政策的革命運動。

與其他西方大國相比,俄國的社會發(fā)展仍然停留于中世紀的水平。占總人口極少數(shù)的貴族階層,占有絕大部分可耕土地。規(guī)模有限的城市中產階級,操縱商業(yè)并壟斷著市政服務部門,并將在19世紀后期的工業(yè)化進程中發(fā)揮主導作用。占據(jù)壓倒性多數(shù)的農民階層,則因無知和貧困被固著于廣袤的鄉(xiāng)村地區(qū)。這里沒有立法機關或獨立的司法機構,也不存在西方所謂的公民自由。盡管從19世紀中期以來創(chuàng)建了大批的學校,但遠遠不能滿足大規(guī)模人口的實際需求,更何況俄羅斯又是大國中文盲率最高的國家。唯有富有的特權階層能夠盡享奢華,但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得不為生存而奔波。

然而,其他領域卻不乏成效。1892年入主財政部的謝爾蓋·維特伯爵(Count Sergei Witte,1849—1915),上臺后推出了一系列促進發(fā)展的重大舉措。維特啟動了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設工程,將俄國納入金本位體系,積極吸引國內急需的外國投資(特別是法國資本),并通過政府壟斷伏特加酒的銷售等實現(xiàn)了預算平衡。1894至1904年間,鐵路總長度翻了一番,而對鐵軌的需求又刺激了鋼鐵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城市工人的數(shù)量隨之成倍增長,工人因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進行的罷工也成為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政府因此于1897年將成人工作日減為11個小時,并頒布其他法規(guī)來改善工作環(huán)境。然而,這些法規(guī)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嚴重的阻力,其實際效果因此微乎其微。

在這種環(huán)境下,很多將要成為革命者的青年都轉向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相信階級斗爭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資本主義最終衰亡的預言。1894—1895年,知識分子、學生、教授以及其他受過教育的當局反對者,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個秘密的知識階層團體,主張聯(lián)合一切當局的反對者推翻現(xiàn)政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是這一團體中最重要的一員。列寧是一位中產階級律師,曾?馬克思的著作進行過長達五年的深入研究,并決意貫徹馬克思的理論主張。列寧的活動引起了秘密警察的關注,并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三年的有期徒刑。被釋放以后,列寧領導的地下組織與其他組織,共同于1898年成立了社會民主黨,其中的大部分成員若干年后都流亡海外。

新政黨圍繞組織建制問題出現(xiàn)了分歧。一派主張新政黨應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領導下統(tǒng)一行動,另一派堅持社會民主黨的不同分支自由行動追求各自確立的目標。列寧堅持由一個小而緊密團結的領導群體從中央進行統(tǒng)一領導。1903年在布魯塞爾和倫敦召開的黨的大會上,多數(shù)人投票贊成?寧的主張,這一派從此之后就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即“多數(shù)派”,主張松散與民主建制的另一派被稱為孟什維克,即“少數(shù)派”。孟什維克贊同另一個被流放者喬治·普列漢諾夫(George Plekhanov,1857—1918)的觀點,認為俄國只有經過資本主義及工業(yè)化的充分發(fā)展,才能具備推行社會主義以及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的條件。這兩派實際都屬于社會民主黨人,或經常被人們簡稱為社民黨(SDs)。

與此同時,非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也于1901年組織了一個政黨,即社會革命黨或社革黨(SRs)。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民黨人最初只對城市工人階級感興趣,但社會革命黨人是民粹主義者,主要關心農民階級,目標是重新分配土地。由于在沙皇政府的打壓下被嚴重邊緣化,他們最終轉向了恐怖主義,并且在1902至1907年間暗殺了數(shù)名內閣部長。他們反對政府提出的各種不徹底的改革方案,堅決要求對俄國社會進行徹底的重組,并提出“我們不需要漸進式改革,而需要徹底變革”的口號。

溫和派和自由派是第三支政治力量,主要由不滿于政府高壓政策的知識分子組成,僅僅主張推行教育及土地改革。然而,頑固不化的政府,并沒有將它們與恐怖主義者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區(qū)別對待,溫和派因此也被迫組織起來。1905年,他們建立了立憲民主黨,并依據(jù)俄文首字母KD被稱做立憲黨人(Kad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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