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韓愈這時候還讀不到埃文斯－普理查德和帕累托這些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如此赤裸裸的"非禮"的文字，他還只能在儒家典籍里轉轉圈子，他眼中的《周禮》自然盡是圣人之法，是無可懷疑的。那么，在對豹皮酋長有了簡單之后，我們再來看看《周禮》中的這個"調人"。

《周禮》這一段對"調人"的崗位描述就把"禮"（在這里意指具體的行為規(guī)范）表現(xiàn)得非常細膩，其中說到"國外"和"不在同一國居住"，這個"國"就是前文所講的"邦國"的意思從這一段的上下文來看，"國外"是最近的地方，再遠一些就是"千里之外"，最遠的是"海外"，但那時候的"海外"應該指的是"蠻夷"地區(qū)，比如現(xiàn)在的湖南、湖北、江浙一帶就都屬于"海外"，海南島大概得算當時的"天外"了。

"殺人有反殺者"這句話我沒翻譯。從字面上看，這好像是說有人殺了人，而其他人又為被害人報仇殺了那個兇手，但聯(lián)系上下文來看，這又像是在指官府誅殺罪人之后，罪人家屬生事尋仇古人注釋《周禮》大多是取這后一種解釋的，還是這個解釋更合情理。

韓愈在梁悅案中引述的《周禮》文字就是上文中相當靠后的這句："凡殺人而符合道義的，就要安排兇手和被害者家屬不要同國居住，還要勸說被害者家屬不可報仇。"韓愈省略了當中"就要安排兇手和被害者家屬不要同國居住"這句，大約是因為唐朝已經(jīng)是大一統(tǒng)的王朝了，封建時代的"邦國"已經(jīng)不存在了。

如果按照《周禮》的說法，只要合乎道義，私下殺人就是被允許的。但這話說起來容易，具體到個案當中，怎樣才算合乎道義，又由誰來裁判，這都是要命的問題。如果是岳飛殺了金兀術，案子交給秦檜來判，這……

按照我們的常識，案子當然要交給法官來作裁判，即便在部落社會里，豹皮酋長不就是在糾紛中起到法官的角色么？

看似如此，其實卻并非如此，豹皮酋長可絕對不是法官，而且，他也并不是我們習慣概念中的那種酋長，除了排解兇殺糾紛之外他在部落中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再者，即便是他在行使本職工作的時候，他也更多地靠的是"儀式性的潛能"，而不是自己"一朝權在手"式的主觀能動性。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豹皮酋長通常都是些沒有什么后臺的家伙埃文斯·普理查德這樣說道：

如果認為"豹皮酋長"是一個政治代理人或是裁決權威，將會導致對努爾人社會構成的誤解，因而看不清它的基本原則，為了表明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解釋清楚他在世仇調解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已經(jīng)講述過，他沒有裁決或執(zhí)法的權威。他沒有責任對兇殺的案件決定是非曲直。對努爾人來說，永遠不會發(fā)生任何需要裁決的情況。因此，酋長無法迫使人們償付或接受"恤牛"。他沒有有權勢的親屬或人口眾多的社區(qū)作后盾來支持自己。他只不過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的一個調停人，而且只有在雙方都承認有社區(qū)上的聯(lián)系，并且他們都希望避免激化到更深層的敵對，至少在當時如此時，他的調解才能成功。只有在爭執(zhí)雙方希望使事件得以解決時，酋長的介入才會成功。他們是一種機制，使群體各方在期望事件恢復到正常狀態(tài)時達到這一目的。

努爾人的社會是一種"有序的無政府狀態(tài)"，之所以既"無政府"還能"有序"，靠的就是社會習俗的規(guī)范力量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禮"，或者所謂的"法"。設想一下，假定努爾人又度過了漫長的歷史歲月，進而發(fā)展出了輝煌的文明，這時候，有人把上古遺俗半真半假地記載下來，這記載繼而又被奉為圣典，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現(xiàn)韓愈眼下所面對的這個尷尬呢？

是的，豹皮酋長（調人）還在，禮治規(guī)范還在，但在社會的發(fā)展中，老名詞早已被賦予新概念了。于是，在對某一起兇殺案的裁決中，"怎樣才算合乎道義，又由誰來裁判"，這原本也許都不是問題，而現(xiàn)在卻都成了要命的問題了。

那么，事情是不是這樣的呢：原本是由社會習俗來解決的問題，到韓愈這時卻早已變成由專制權力來解決了，既沒有后臺也沒有權力的豹皮酋長（調人）也早已變成了后臺強硬的暴力執(zhí)法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