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鹽市口中學管志東：

“我這人很特別，一臉苦命相，連瞎子都不肯給我算命。中學畢業(yè)，全班同學都激動萬分，什么青春啦，熱血啦，仿佛不是當知青而是去登月球。我怎么也激動不起來，后來我才明白，是因為我家里太窮的緣故。

“我家十口，七兄妹，一個老奶奶，全靠父母工資生活。父母工資有多少呢？今天的人恐怕難以相信：一共五十多元，人均五元三角三分。

“我從小沒有穿過鞋，哥三個合蓋一床棉被。大哥下鄉(xiāng)把被子帶走，就只好裹著棉襖睡覺。我頭次穿鞋是一雙木拖鞋，浴室外面拾的，鞋帶用鐵絲綁一綁穿在腳上。

“一九七一年建設兵團來招兵，按說我家里哥姐已經下鄉(xiāng)兩個，我是老三，該照顧留城。但是我還是毫不猶豫報了名。不是覺悟高，而是因為能掙工資。

“每月二十六元，你想想，這對于我們十口之家是一筆多么巨大的收入？

“支邊申請被批準那天，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種節(jié)日般的歡樂氣氛中。小弟小妹拖著鼻涕歡呼：噢，三哥要去云南吃包子嘍！父親吧嗒吧嗒抽著葉子煙說：老三，掙錢掙多了要節(jié)約，莫抽煙，你哥姐在鄉(xiāng)下還要用錢。母親一語不發(fā)，湊著昏黃的燈光為我縫一床舊被子。我清楚地看見她老人家眼睛里閃著幸福的淚光。

“那一晚，全家人都為我感到自豪，都為我能很快掙回一筆豐厚的收入而激動。于是我有生以來頭次失了眠。我覺得自己有許多話要對父母講，但是什么也說不出，因為這些話語中最重要的一句誰都明白，那就是：

“兒子要出遠門了，家里很快就要有好日子過了……”

管志東在邊疆待夠了八年零五個月才重返城市。現(xiàn)為成都某單位大集體合同工，月收入百余元。晚上伏案勤奮寫作，也發(fā)表過幾篇很生動的作品。

成都文化宮中學曾憲：

“我至今珍藏一張支邊青年乘車證，那是二十年前我們這批人到云南去的歷史見證。

“我從小很自卑。我家里是黑五類，父母都是管制分子，我們子女就是小管制分子。我從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奢望老師表揚，不敢奢望加入紅衛(wèi)兵和入團入黨。如果說父母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渣滓，那么我們子女就是學校里的渣滓。

“畢業(yè)那年，建設兵團來成都招兵，看見同學們個個興高采烈，我像條小狗似的躲得遠遠的，只有羨慕的份。當時工宣隊宣布：到邊疆要政審，要挑選根正苗紅的人支邊。我不在乎艱苦不艱苦，下鄉(xiāng)不是同樣艱苦么？關鍵問題是支邊表示組織信任你，表明你不再受歧視，咱這樣的狗崽子，誰不在乎這個呢？

“于是我為了取得與同學們一道支邊的資格，更準確說為了轉變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咬破手指寫了一份血書，宣布從今后徹底背叛反動家庭，與父母一刀兩斷，到邊疆去脫胎換骨，走一輩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我還將自己名字改為‘曾向東’，表明死心塌地干革命的決心。

“我的血書轟動學校，很快又有許多人效仿，到后來成都各中學都出現(xiàn)寫血書熱。寫血書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同學，他們只有借用這種殘酷的方式來向組織表明自己無法言喻的決心和愿望。后來工宣隊和云南來的解放軍同志被我們的行為感動了，終于批準我們的要求。

“父母并沒有責怪我。父親撫摸著我的‘乘車證’，百感交集地對母親說：好，好，憲兒是兵團戰(zhàn)士了，我們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當時我根本無法理解父母的感情，我一心想快快脫離這個罪孽深重的家庭，到邊疆去穿軍裝，從此我將挺直胸膛重新做人。因為我將是一名光榮的兵團戰(zhàn)士而不是那個任人侮辱的黑五類狗崽子……“這個天真的夢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出身就是出身，就像遺傳基因一樣無法改變。無論你怎樣努力，但是刺在你臉上的恥辱烙印卻永遠沒法抹去……“現(xiàn)在我的父母已經去世。每當一想起他們那種百感交集的模樣和欲哭無淚的話語，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曾經背叛并傷害過他們的感情，我將對此內疚一輩子……”

曾憲在邊疆加入了共青團，擔任團小組長。一九七四年因工作過失，“老賬新賬一起算”，判一年監(jiān)外執(zhí)行?，F(xiàn)在成都某倉庫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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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春，僅四川成都、重慶兩市先后動員初中畢業(yè)生四萬二千人到云南支邊，另有十三萬五千人下鄉(xiāng)插隊。這批初中生實際學歷為小學五至六年級，許多人甚至不會正確書寫一張請假條或者一封家信。他們中間，年齡最大為十八歲，最小只有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