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受了《新周刊》這類“盤點專家”的影響，到了去年年末的一天和一位朋友一起繞著大雁塔散步時，也給自己即將過去的一年做了一番“盤點”。做的也還煞是認真。

在似乎是不同尋常的1999，我對自己最滿意的一件事是積極參與了“盤峰論劍”并且在論爭當中有著自以為出色的表現(xiàn)；而最感遺憾的一件事，則是沒有應邀參與《十作家批判書》的寫作。兩件事都和“罵人”有關，所以在已經(jīng)過了這么久之后，我還想拿到這里來說。

我寫了近二十年的詩，做了不止于二十年的人。而“盤峰論爭”正是這樣一種考驗，是對你幾十年來寫詩做人究竟到了什么份上的一種考驗。一切都好像是突如其來的，你必須在第一時間做出決斷，你說你是沒有立場的，天生的散仙一個，那有沒有利益（有些人不好意思提這個詞）滲透其間？就算你不承認有利益這回事，那詩學上的是非判斷總還是有的吧？不好意思說出來嗎？為什么？怕人以為你是有立場的？怕人以為你站在了對方的立場上？怕得罪了什么人從而傷及了自身的那點利益？說穿了還不就是這些東西。我們都是人，我們并不純潔，我們也無法純潔。在那個充滿戲劇性的場景當中，你根本沒有其它選擇而必須表態(tài)。我沒有背叛自己的藝術(shù)立場，我也沒有背離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利益判斷，我更沒有違背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則和總體風格，有此前提剩下的便是一場智力游戲。我在一首名叫《崢嶸歲月》的詩中寫到了這次論爭事件：“我以為今生今世/已經(jīng)不會遇到/為真理而斗爭的事/直到今年四月間/我在北京平谷縣/遭遇一小撮知識分子之前”我使用了“真理”一詞，其實哪有那么嚴重？也就是以真理的名義所進行的一場智力游戲。在這場游戲中顯然你沒有對手表現(xiàn)得更蠢。而且以你之性情將之玩得很真，搞得頗為痛快，先是當面罵再跑到媒體上罵，這樣的事一年中能有幾件呢？所以我說最滿意。說實話我并不關心“盤峰論爭”的文化意義（它可能真有意義），而只關心它和我身體之間的關系（它讓我真正的痛快了一下）。

《十作家批判書》的策劃者暨出版人張小波是我的朋友，他兩度邀請我撰寫該書的兩個章節(jié)，都被我推掉了。自己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懼怕小波策劃中的“半學術(shù)”，實則犯懶。該書出版后，我聽到或看到一些所謂的“學者專家”的反應，眼見這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家伙居然還能平心靜氣地說長道短，我就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反而激發(fā)了我的寫作熱情，可惜已在事后。不當事后諸葛，我不是說我可以比朱大可等優(yōu)秀的作者寫得更好，而是說如果寫的話，我的方式會更為徹底，會讓那些無聊看客頓然喪失放屁的雅興。所以說，我是為自己留下了一個不小的遺憾。在這一年中也堪稱“之最”。

1999，滿意與遺憾，都與“罵人”有關，如此說來我已經(jīng)喪心病狂了吧？不，不，那只是我身體中的一小點兒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