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當時他的身體依然比較虛弱，堅持要求愛爾莎陪同前往照顧他。帶領這個希伯來大學募捐代表團的是以色列第一任總統(tǒng)查姆·魏茨曼，他當時是英國公民，擔任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組織的主席。他們兩人的討論顯然不限于猶太復國主義和政治，也包括科學。魏茨曼開玩笑地說：“在我們的交談中，愛因斯坦每天都向我解釋他的理論，當我們到達美國的時候我終于相信他真的理解相對論。”

他們乘坐荷蘭客輪鹿特丹號到達美國大都市紐約后，愛因斯坦馬上成為當?shù)夭毮康慕裹c。通過一名翻譯，他還同沖到船上要先睹為快德國相對論天才的記者們開起善意的玩笑。隨后，紐約市的官員們將他接上車隊，經(jīng)過曼哈頓大街到市政府大廳，紐約市長詹姆斯·海倫在那親自迎接他們一行。在他紐約的行程中，安排了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兩次演講，場場聽眾爆滿。到普林斯頓之前，他到華盛頓的國家科學院作了一場演講。五十八年以后，為了紀念愛因斯坦的百年誕辰，人們在科學院門前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廣受歡迎的愛因斯坦塑像。他用德語作演講，然后翻譯成英文傳達給聽眾。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盤桓期間，愛因斯坦與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一起到白宮與美國總統(tǒng)沃倫·哈丁進行了短暫的會面。哈丁剛開始并不想與愛因斯坦見面，后來不知為何又臨時決定會見這位科學界的偉人。愛因斯坦在華盛頓受到的接待顯然不算熱情，即使一戰(zhàn)結束已三年了，兩國關系還是很冷淡。相較于美國兩周之后接待法國諾貝爾獎獲得者瑪麗·居里，東道主對愛因斯坦的接待顯然低調得多。

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的行程也很繁忙。除了在普林斯頓大學麥科什大廳第50演講大廳的四場演講之外，他還接受了一個榮譽博士頭銜。當正式授予學位前，愛因斯坦作了答謝辭之后，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德魯·韋斯特一語雙關地說：“我們向通過新奇的思維之海來到新大陸的科學上的哥倫布致敬。”愛因斯坦接受普林斯頓大學演講的邀請，部分原因是因為豐厚的報酬——他當時很需要錢，因為承擔著很多家庭義務，正從海外尋找經(jīng)濟來源，以使家庭度過戰(zhàn)后的艱難歲月。普林斯頓大學最初邀請他在兩個月內總共講演24場，每周三場總共付給他一萬五千美金，這在當時來說是很大一筆錢。后來雙方又商定，把時間縮短為一個星期總共四場，總題目為《相對論的意義》，相應地所得的收入也比先前少得多。后來，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演講匯編成書，于第二年在美國和英國同時出版，直到現(xiàn)在還在印刷再版。完成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后，愛因斯坦和魏茨曼一起繼續(xù)到中西部和芝加哥完成募捐活動。盡管募捐活動并不如一些猶太復國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滿載而歸，但他同美國猶太人社區(qū)交往過程中，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認同。他回到德國后，在寫給好友艾倫法斯特的信中說：“猶太復國主義確實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猶太理想……這一理想可以給猶太民族的存在帶來再次的喜悅。我很高興這次答應了魏茨曼的邀請（到美國走了一圈）?！?/p>

回國之前，愛因斯坦夫婦在英國稍作停留。愛因斯坦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作了一場關于相對論的演講，在曼徹斯特大學也作了同樣主題的演講，演講中還在黑板上簽下了名字，這一簽名至今還保存在英國。本來他還準備接受皇家天文學會的金質獎章，但由于是德國人，學會內部意見不統(tǒng)一而作罷。跟美國人一樣，英國人也還沒原諒德國在一戰(zhàn)中的戰(zhàn)爭罪行，皇家天文學會內部反對授予獎章的呼聲還很高。為了贏得英國人的尊敬，培養(yǎng)英德戰(zhàn)后的和解，愛因斯坦特地到威斯敏斯特墓園祭奠前輩科學家艾薩克·牛頓爵士，并在逝去的偉人墓前獻上一束鮮花。

在美國回來后，愛因斯坦對美國人作了一些評價，可能在美國不會受歡迎，特別是他把美國男人說成是他們妻子的哈巴狗，而美國主婦們則被冠以亂花丈夫錢的惡名。他后來試圖作一些解釋，說明他的表述是贊揚美國人的熱情與友好，并且對美國的學校里老師和學生之間親密的關系表達了他的羨慕之情。他稱，美國人的愛國熱情并不是那種民族主義的狹隘情感，而是作為一個偉大國度的公民的發(fā)自內心的自豪感。

回到柏林不久，愛因斯坦擠出一點時間與兒子們一起度假。這時，漢斯·艾爾伯特已十七歲了，愛德華也到十一歲了。他們到北邊的波羅的海海濱去玩帆板，然后在附近的農(nóng)家家里過夜，晚上還與兒子們一起燒烤。愛因斯坦更喜歡過這種簡單隨意的生活，享受全家團聚的天倫之樂，一點也不眷戀美國、英國之行中豪華的生活。他和孩子們玩得很開心，他也承認米列娃將孩子們撫養(yǎng)得很好。愛因斯坦還設法讓孩子們在一家德國大公司實習，學習設計一個旋轉羅盤。

愛因斯坦直到1922年赴日本途中才收到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正式通知，但早在1921年末便聽到相關的消息，知道自己將因1905年在光電效應研究上的成果被授予這一獎項。他在光電效應上的研究成果引導了后來通信技術革命。當時，一些物理學家還在質疑相對論，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沒有提到愛因斯坦最為知名、最重要的相對論工作。獲得這一殊榮確實是個大喜事，但也產(chǎn)生了一些麻煩事，由于諾貝爾獎必須明確獲獎者的國籍身份，這就把他的國籍問題置于聚光燈下。愛因斯坦直到此時還堅信自己是一個瑞士公民，但德國政府聲稱自從他1914年被任命為威廉皇帝學院的職位便自動擁有了德國國籍。不過德國當局同意愛因斯坦可以同時擁有瑞士國籍，所以他就沒有再反對接受德國籍，并同意以德國物理學家的身份領取獎項。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國馬克大幅貶值，經(jīng)濟經(jīng)歷大蕭條。由于政府的宣傳，一方面由于協(xié)約國方面索要的巨額賠款，德國民眾把大部分的經(jīng)濟困難都歸罪于戰(zhàn)后協(xié)約國通過凡爾賽條約強加于戰(zhàn)敗國的苛刻停戰(zhàn)條件。歐洲戰(zhàn)勝國索要的戰(zhàn)爭賠款數(shù)額巨大且要求嚴厲，這些債務大都被轉嫁到德國一般民眾身上。德國政府不斷借款，并不斷加印鈔票，導致國內高得離奇的通貨膨脹，使民眾放在銀行的錢大幅度縮水，最終引起了政治上的全面動蕩。這個時候，不論共產(chǎn)黨還是法西斯政黨都蠢蠢欲動，都希望掌控國內政治主導權。最后，最極端民族主義的法西斯政黨在民眾當中贏得了多數(shù)的支持，因為他們批判凡爾賽條約最強烈，并且反對建立新的民主德意志共和國的施政目標，迎合了戰(zhàn)后一般民眾心中不斷積聚的復仇情緒。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直接導致了希特勒及其領導的納粹黨掌權。他們承諾推行改革、終結協(xié)約國強加在頭上的羞辱，并宣稱將改善糟糕的經(jīng)濟狀況，這些政治口號贏得了民眾支持，終于得以操控民意。很快，在納粹統(tǒng)治下，隨著德國民族情緒的進一步高漲，歐洲的政治舞臺上正在醞釀著一場新的世界大戰(zhàn)。

世界大戰(zhàn)之后民眾普遍失望的時期里，德意志魏瑪共和國1919年至1933年執(zhí)政期間，德國人掀起了一場狂熱的文藝復興浪潮。人們熱衷于新形式的藝術、音樂和文學。爵士樂、古典音樂、酒店歌舞表演、劇院、超現(xiàn)實主義和達達主義藝術和文學運動等都能在這段時期的德國找到蹤跡。特別是在柏林，這里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求學者。1923年，國際社會向德國提供國際貸款和金融援助等一系列計劃。這些金融外援措施頗為奏效，德國的通貨膨脹開始有所下降，這種好的趨向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30年代全球性的金融系統(tǒng)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經(jīng)濟危機。

戰(zhàn)后相對安定的日子里，愛因斯坦除了忙于物理學研究，開始更多關注一些新領域，如教育、和平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等。他在1921年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愛因斯坦論教育》，文中表達了他對教育問題的看法，例如，他總結說，現(xiàn)今的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教育太過于關注抽象思維的訓練，應該更多地培養(yǎng)學生的動手能力；他還說，用考試來檢驗學生學得怎樣大可不必（他一生都在反對這種針對學生的考試）；還建議學校一天的上課時間不應該超過六個小時。在另外一個聲明中，愛因斯坦強調，藝術和科學有著相同的因素，兩種學科都能發(fā)揮人的創(chuàng)造力：科學研究中，人們通過邏輯來表現(xiàn)創(chuàng)造力；在藝術中則通過形式達到這點；兩者都能使人從純粹的個人消遣中脫離出來。

1922年，威廉·庫諾成為德國的總理，愛因斯坦也在這年完成他關于“統(tǒng)一場論”的首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愛因斯坦嘗試將引力理論和電磁理論用一個統(tǒng)一的理論體系表述出來，證明兩種力是基于某種更加基本的力或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