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到第三層，政府確曾將軍事外交各種情報，說給我們不少，使我們于大局情勢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責備政府的心理，為之減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緒增加。舉一個例來說：抗戰(zhàn)前段，尤其初起之時，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蘇聯(lián)幫忙，亦極相信蘇聯(lián)一定幫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見蘇聯(lián)積極幫忙之時，就以為政府不肯接近蘇聯(lián)。于是由責備而不諒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會。但參議同人曉得事實不如此，便對政府沒有不諒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黃老先生都是在上海為多數人所信仰。他們的態(tài)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氣不易起來。這種減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隔閡而溝通之的效用，怕是國防參議會收效的一點。

但前兩層亦不是完全沒有效用。例如：當時后方幾個省政府主席都空著，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勱先生提請政府注意，大局嚴重時不宜如此。政府于是就調動補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關于農產工商的調整機構，在記憶中仿佛出于黃先生建議的。

四、參議同人總是不滿意參議會這一機關。共產黨方面總不肯到會，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機關者很多，當局亦表示接受，請大家提出方案來。聞當時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衛(wèi)曾向我們述說，黨內對這一問題的躊躕。他說有三點困難：一點是人數上困難，一點是產生方法的困難，還有一點是職權上困難。

何謂人數上困難呢？他說人數少了不像民意機關（參議同人即自覺人數少不足代表國民，沒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幾百人的會議，實不切眼前緊急狀態(tài)中的需要，而且沒有地方開會（當時我們在鐵道部地下室開會，大本營亦在地下辦公）。事實上即有困難。

何謂產生方法的困難呢？他說正式民意機關總要用選舉方法產生出來。但要辦選舉卻是一大事。戶口不清，選民難計，地廣人多，交通不便，今戰(zhàn)事緊急，安得從容舉辦？而況從來的選舉（他包括國民大會的選舉說）都辦不好，人人皆不滿意，今倉促中更辦不好?；蛘邽閼?zhàn)事的影響，根本辦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