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峰（以下簡稱蘇）：劉老，您是1977年恢復工作的，能說說當時您的情況嗎？

劉涌（以下簡稱劉）：我是1977年9月恢復的工作，黨組織?-決定要我仍回市委政法委?-助郭步岳同志工作。當時市公安局兩位領(lǐng)導劉堅夫、邢相生請求市委讓我回公安局?-助工作，根據(jù)當時的工作需要以及我的身體狀況，讓我擔任了北京市公安局顧問，并參加局黨委常委工作。

老公安重新回來

蘇：您的身體當時怎么樣？

劉：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一些考驗，但我的身體沒有太大問題。1962年，我因患病后藥物中毒，引起耳鳴、耳聾、重聽，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被“專政”，“流放”外地勞動等，得不到應有的治療，“文革”后變成全聾至今。

粉碎“四人幫”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我們黨和國家得到了挽救，我也有了重新為黨工作的希望。?-常與一些老同志談論“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遭受了莫大損失，都迫切想著為黨工作，補償“文化大革命”的損失。

可是自己失去了聽力，工作有一定的困難，怎么辦呢？正當自己為此憂慮的時候，在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的過程中，有一批年老體弱的同志被安排做了顧問。我知道這個消息后，心情豁然開朗起來，我想，這樣可好了，既充分發(fā)揮了他們的作用，又能照顧老同志的實際困難，也有利于提拔新生力量，更新領(lǐng)導班子，對黨、對國家、對個人，都是有益的大好事。我雖然兩耳聽不見了，可是身體尚好，如果安排我當個顧問，仍然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過了不久，我的心愿實現(xiàn)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京市委的任命，回到了多年工作過的公安機關(guān)，當了市公安局的第一個顧問?！?/p>

北平剛和平解放，我是接管北平市偽警察局工作的主要領(lǐng)導成員之一，之后一直在公安局工作，對這里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這次又回來工作，大家熱情地歡?-我，懇切地希望我這個老公安發(fā)揮一些作用。有的同志聽說我當了顧問，便對我說：“你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市委常委、政法部長，老干部落實政策就應該官復?-職，在公安局當個顧問，這不是降職使用嗎？”我知道這些同志的心情，可是我想的是：林彪、“四人幫”的十年浩劫，破壞了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把國民?-濟推上了崩潰的邊緣，現(xiàn)在要撥亂反正，公安局又是個“迫害”橫行的重災戶，有多少工作等待著我們?nèi)プ霭?！我這個共產(chǎn)黨員從來就?-泊名利，官和職不是個人私有的東西，不能老把眼睛盯在“烏紗帽”上，過去“四人幫”剝奪了我工作的權(quán)力，現(xiàn)在黨又給了我為人民服務的機會，應該有一分熱就發(fā)一分光。同時，我們黨和國家要搞“四化”建設(shè)，班子應該搞得年輕點，老同志讓賢是光榮的。后來，組織上又征求我的意見，準備調(diào)我回市委工作，我考慮到自己身體條件的實際困難，婉言謝絕了組織上對我的關(guān)懷，決心把顧問工作干好，干到底。

評價羅瑞卿：“只有好印象，沒有壞印象”

蘇：您是老公安了，1978年8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同志逝世，您能談談對他的印象嗎？

劉：1965年12月的一個晚上，中共北京市委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上海會議文件，說羅瑞卿同志反黨反中央，被免除了一切職務。 不久，公安部召開了全國公安系統(tǒng)縣局以上干部會議，要求“肅清羅瑞卿在公安部門的影響”。北京市公安局討論此文件時，我是作為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部長出席的會議。我在發(fā)言中詳細列舉了事例，說明羅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長包括兼北京市公安局長期間，堅決貫徹執(zhí)行黨中央、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政策，政績是非常突出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我對他“只有好印象，沒有壞的印象！”

第一，羅瑞卿在任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期間，推動了全國公安工作的開展。羅瑞卿同志堅決落實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運用毛主席提出的工作方法，大興調(diào)研之風，加強對北京市公安局各項業(yè)務工作的調(diào)查研究，在組織上有一些調(diào)整，業(yè)務上有改進、有創(chuàng)新。在了解掌握事實的基礎(chǔ)上，以點帶面，把北京作為基本試點，推動了全國公安調(diào)研工作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