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各單位造反派代表，說：奪權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要有最高領導，總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嘛！

周恩來又批評造反派把部長們揪來揪去，說：余秋里進行了6次檢討，心臟病發(fā)了，至今還沒恢復，你們總要有一點階級感情嘛！余秋里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大慶油田建設他有功；這兩年計劃，他把三線建設抓出來了，這些成績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們需要他，黨中央需要他。這不是為余秋里辯護，他是經過長期的考驗，是從“紅小鬼”上來的，他身上的傷疤就是證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種人。我說過，余秋里是部長級里的標兵。主席講過幾次，余秋里要保。

一個造反派代表從下面遞上一張條子問周恩來：中央保余秋里，還能不能奪權？

周恩來說：這是兩回事。哪一個機關都不會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zhí)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xiàn)在是連鎖反應。不能把所有當權派都看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zhí)行資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你們想一想，如果全國的黨政領導機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zhí)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哪還有一小撮？還有什么區(qū)別對待？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講不過去嘛！

毛澤東的預言失靈。

號召奪權后，毛澤東曾說過：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者更長一點時間。

毛澤東說的“看出眉目”，就是設想在1967年2、3、4月間建立各省、市、自治區(qū)的革命委員會。

當時，毛澤東預計在1967年底可以結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奪權后的局面并沒有按照毛澤東的預計和設想發(fā)展。由于造反派之間在奪權過程中爭權奪利，派性急劇發(fā)展，“大聯(lián)合”、“三結合”遲遲實現(xiàn)不了。實際上，到1967年底，全國才成立了9個省、市、自治區(qū)的革命委員會。

奪權后，非但沒有迅速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三結合”，而且社會秩序更加趨于混亂。

對周恩來來說，他憂心的首先是國家的經濟工作怎么辦？

一年之計在于春。對于中國這個農業(yè)國來說尤為如此。

奪權后首先面臨的經濟工作就是廣大農村的春耕春播。而當時全國絕大多數(shù)的省、地、縣被奪權后，處于領導干部被打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不起來，工作無人抓的狀態(tài)。那些掌權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經濟工作，也不顧經濟工作。

工業(yè)、交通等經濟領域也是如此。

怎么辦？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下令對一些局勢混亂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區(qū)及重要的企事業(yè)單位由軍隊來實行軍事管制。人民解放軍是當時全國唯一保持組織系統(tǒng)并具有強大戰(zhàn)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針對民航系統(tǒng)的混亂，周恩來囑秘書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應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起草命令，宣布由軍隊接管民航系統(tǒng)（包括整個民航系統(tǒng)所有機場、港站）。接管后，業(yè)務工作仍由原領導班子來掌管。1月2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fā)出《關于民用航空系統(tǒng)由軍隊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口司局長以上干部時說：如果造反派在奪權中把監(jiān)督業(yè)務變成管理業(yè)務，爭論不休，中央就要考慮采取別的辦法。

這是周恩來對造反派的警告。“別的辦法”就是軍管。

2月27日，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廣東問題。

廣東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聯(lián)”奪權。廣東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不負責任，自動向造反派“讓權”。廣東地處邊防，局勢堪憂。

鑒此，周恩來建議對廣東省實行軍管。

會后，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目前又正當抓革命、促生產、促戰(zhàn)備的關鍵時刻，廣東局勢不宜久拖，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此外，周恩來還建議對同廣東情況類似的云南擬亦先實行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