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是帝國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權力系統(tǒng)；那么，外戚等隱權力者則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沒有名分的“副權力系統(tǒng)”。

在“正室”之外另設“偏房”，在正式權力系統(tǒng)之外，另置副權力系統(tǒng)，始作俑者是漢武帝劉徹。劉徹乃雄才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親躬政事，宰相顯然是最大的障礙，甚至宰相領導下的官僚系統(tǒng)也會礙手礙腳。為了越過這些制度性障礙，劉徹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漢初的尚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作為正式權力系統(tǒng)的“外朝”撇在一邊。

從名分上來說，內朝成員并無執(zhí)政大權，有的還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但他們被皇帝托為心腹，預聞政事，隱權力極大，足以與外朝分庭抗禮，甚至凌駕于外朝之上，宰相徒具名分而已。簡單地說，這就是二奶奪了大老婆的權。不過，內朝官權柄雖重，但終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賦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關系網(wǎng)絡上，這也使得內朝系統(tǒng)十分便于君主操縱指揮。劉徹因此比較成功地實現(xiàn)了君主獨裁。

然而，或許劉徹始料不及的是，時過境遷，物事變化，“偏房”也可能會變得位高而權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比如，西漢的“大司馬”一職，原來只是內朝官，并無印綬、官屬?！坝【R”、“官屬”都是正式授權的象征符號，沒有印綬、官屬，即沒有正式權力?；实鄢３Ｈ蚊馄轂榇笏抉R，只表示地位寵貴。但是，到了西漢末期，大司馬已成為外朝“三公”之首，位極人臣、權傾朝野。“偏房”不但得寵，而且已取得了“正室”的名分。劉徹在世時，盡管擢用外戚近臣，畢竟還能操控局面，劉徹死后，西漢終于無可避免地出現(xiàn)外戚擅權干政之禍，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也是外戚。這正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光武帝劉秀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后，鑒于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設“尚書臺”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jīng)尚書臺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芭_閣”即尚書臺。我們從字面上來理解，尚書不過是皇室秘書，協(xié)助皇帝整理文書而已，秩卑權微。但在西漢劉徹時代，因為皇帝倚重內朝，尚書權柄趨重；及至東漢劉秀時代，尚書發(fā)展為尚書臺，成為連接人主與臣下的唯一媒介，權勢更盛；到后來，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儼然已演變成半正式的權力中樞。

劉秀改組尚書臺與劉徹創(chuàng)建內朝，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縱“偏房”而實現(xiàn)朝綱獨斷。后人評價“兩漢政出于二”，換成我們的話來說，漢代的權力結構是復式的，一個正式的權力系統(tǒng)加上一個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tǒng)?！罢鲇诙笔莾蓾h權力結構的最大弊病。同劉徹創(chuàng)建內朝一樣，劉秀設立尚書臺這個副權力系統(tǒng)，本意是要擺脫正式權力系統(tǒng)對皇權的約束與威脅，然而，歷史的鬧劇總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豐滿，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劉秀死后，他留下來的尚書臺機構并未能阻止權臣對劉漢政權的篡奪，恰恰相反，到了東漢后期，外戚、豪族等權臣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臺，壟斷了朝政。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回漢獻帝，欲挾天子以令諸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獻帝賜予其“錄尚書事”之權。而君主要奪回權柄，手法還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一個副權力系統(tǒng)，只不過扶植的對象換成了宦官?；鹿俚脛葜螅謴蜕脵鄟y政。東漢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輪流專政。所以郭嵩燾說，“東漢與太監(jiān)、名士共天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