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從德國來的幾個留學生被分派到Fribourg來住，住在一個天主教神父開辦的不大的公寓里，名叫Foyer StJustin，因為用費便宜?；⑽娜覄t住在瑞士首府Bern。他們有時也來Fribourg看我們。我們是從住了六年饑餓煉獄里逃出來的餓鬼，能吃飽肚子就是最高的幸福。我過了一段安定快樂的日子。

1946年春天，虎文一家，劉先志一家和我準備返回祖國。當時，想從歐洲回國，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乘船走海路。我們從瑞士乘汽車到法國馬賽，登上了一艘英國運送法國軍隊到越南去的大船，冒著極大的危險——因為海中的水雷還沒有清除。到了越南西貢，此時西貢正是雨季。我們在這里住了一些時候，又上船到香港，然后從香港乘船到上海登岸。我離開日夜思念的祖國已經(jīng)快十一年了。我常說：我生平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便是祖國母親，當時前者已經(jīng)不在，只剩下后者一個了。俗話說：“孩兒見了娘，無事哭三場?！蔽姨ど献鎳恋氐哪且粍x那時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于萬一也。

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因為沒有錢，住不起旅館，就住在臧克家兄家里的日本地鋪上。克家?guī)胰ブ]見了葉圣陶、鄭振鐸等前輩。也想見郭沫若，他當時正不在上海。我又從上海到了南京。長之不久前隨國立編譯館復員回到南京。因同樣理由，我就借住在長之的辦公室內辦公的桌子上。白天他們上班，我無處可去，就在附近的臺城、雞鳴寺、胭脂井一帶六朝名勝地區(qū)漫游，有時候也走到玄武湖和莫愁湖去游逛。消磨時光，成了我的主要任務。我通過長之認識了梁實秋先生。他雖長我們一輩，但是人極隨和，藹然仁者。我們經(jīng)常見面，晤談極歡，定交成了朋友。

此時，國民黨政府，得勝回朝，興致不淺；武官怕死，文官要錢；接收大員，腰纏萬貫；下屬糊涂，領導顢頇；上上下下，一團糜爛。實際上，到處埋藏著危機。在官場中，大家講究“竹”字頭和“草”字頭。“竹”字頭是簡任官，算是高干的低級?！安荨弊诸^是薦任官，大概科長以下都算。在這里，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異功能。不知怎樣一來，他成了教育部什么司的“幫辦”(副司長)，屬于“竹”字頭了。

我已經(jīng)接受了北大的聘約，對“竹”字頭或“草”字頭了無興趣。我于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島，從那里乘大車到了北平，我離開故都已經(jīng)十一年了?，F(xiàn)在回到這里，大有游子還鄉(xiāng)的滋味。只是時屆深秋，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一派蕭條冷寂的氣氛，我感到幾分興奮，幾分凄涼，想落淚又沒有流出來。陰法魯兄把我們帶到了紅樓，就在那里住了一段時間。當了一個星期的副教授，湯用彤先生立即把我提為正教授，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從此一呆就是五十六年，而今已垂垂老矣。

不知怎樣一來，因緣巧合，我的兩位最早的朋友，李長之和張?zhí)祺?，都來到了北京師范大學任教。解放以后，運動頻仍，一年一小運，三年一大運，運得你暈頭轉向。知識分子仿佛是交了華蓋運，每次運動，知識分子都在劫難逃。李長之因為寫過一本《魯迅批判》，“批判”二字，可能是從日本借用過來的，意思不過是“評論”。到了中國，革命小將，也許還有中將和老將，不了解其涵義，于是長之殆矣。至于虎文，由我在上面的敘述，也可以看出，他的經(jīng)歷相當復雜，更是難逃“法”網(wǎng)。因此，每一次運動，我的兩位老友在北師大都是首當其沖的運動員。到了1957年，雙雙被劃為右派，留職降級，只準搞資料，不許登講臺。長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經(jīng)談過，這里不再重復，我只談虎文。

虎文被劃為右派以后，當時批斗過多少次，批斗的情況怎樣，我都不清楚，估計他頭上的帽子決不止右派一頂。反右后的幾次小運動中，他被批斗，自在意料中。斗來斗去，他終于得了病，是一種很奇怪的?。喝沓榻睢Ｐ⌒〉某榻畹慕?jīng)驗，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過的，其痛苦的程度，我們每個人也都感受過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種什么滋味，我們只能想象了。據(jù)說，痛得厲害時，徹夜號叫，聲震屋瓦，連三樓的住戶都能聽到。我曾到北師大去看過他，給他送去了錢。后來他住進北京一所名牌的醫(yī)院，我也曾去看過他。大夫給他開出一種非常貴重的藥。不知哪一位法制觀念極強的人打聽他是幾級教授。回答說是四級，對方說：不能服用。這話是我聽說來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說?？傊?，虎文轉了院，轉到了上海去。從此，虎文就一去不復返，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懷念他。

綜觀虎文的一生，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仍然覺得他是一個愛國的人，一個有是非之辨的人，一個重朋友義氣的人，總之，是一個好人。他對學術的向往，始終未變。他想寫一本《中國母親的書》，也終于沒有寫成，攔路虎就是他對政治過分傾心。長才未展，未能享上壽，“長使英雄淚滿襟”也。只要我能活著，對他的記憶將永將活在我的心中。

2002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