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統(tǒng)一初期，司馬炎曾經大規(guī)模裁軍，削減軍費開支，但是對于軍隊問題，他絲毫不敢放松，而且曹魏滅亡的教訓，也讓司馬炎刻骨銘心。在司馬炎眼里，曹魏政權的終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曹魏疏遠自己的親族，導致發(fā)生動亂后，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維護皇室的地位。自以為找到歷史教訓的司馬炎，作出了矯枉過正的決定：大肆冊封宗室為王，并且給予宗室掌握軍隊的權力。這樣做的直接結果，就是把剛剛統(tǒng)一的中國又拆分得四分五裂，西晉的“中央集權”也被大大削弱。僅僅是公元265年這一年，司馬炎就冊封了27個諸侯王，之后斷斷續(xù)續(xù)分封，這些諸侯王們以郡為國，大的諸侯王，有兵馬5000人，小的諸侯王有兵馬3000人。諸侯王在自己的領地里，有收取租稅和掌握軍隊的權力。從表面看，司馬炎此舉防范了諸侯作亂的可能，他冊封的諸侯王，軍隊人數最多的也就5000人，單獨的一個諸侯王，論實力根本無法同中央政府抗衡。但是這時候的諸侯王，他們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可以在自己的領地里收取租稅，雖然不掌管領地的民事，卻擁有自選國中官屬的權力。在中國日益走向封建大一統(tǒng)的趨勢下，這樣的分封顯然是歷史的倒退，注定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僅僅冊封諸侯王，在當時的西晉政權里，是不會產生太大風浪的，就算諸侯王們有反叛之心，他們的兵馬也無法和朝廷抗衡。司馬炎企圖通過分散諸侯王力量的方式，既達到讓諸侯拱衛(wèi)中央的目的，又讓諸侯們不至于成為中央的威脅。他冊封的諸侯國多，力量特別分散，但是我們仔細看下的話，就能發(fā)現其中的問題了。這些諸侯王們，雖然單個掌握的軍隊少，但總數卻已經占了西晉軍隊數量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說，國家軍隊中的近一半，已經被司馬炎給拆零散了。這樣做的嚴重后果，就是一旦國家真的發(fā)生變亂，這些分散在各個諸侯國里的軍隊，很難在關鍵時刻迅速集結起來，更不要說拱衛(wèi)皇室了。事實上，在導致西晉滅亡的五胡十六國大亂中，這樣的情景，不止一次在出現。

司馬炎在冊封了諸多諸侯王的同時，雖然注意到防止諸侯勢力尾大不掉，但是他又不斷給這些諸侯王更多的政治特權。比如他任用諸侯王出任掌握國家軍政大權的各類官職，幾個比較大的諸侯王里，趙王司馬倫曾經擔任過關中都督，汝陰王司馬俊曾經擔任過豫州都督。這樣一來，對于那些本身就位高權重的諸侯王來說，可謂如虎添翼，他們既做享受特權的王爺，又做執(zhí)掌國家軍政大權的朝廷命官，集巨大的權力和崇高的地位于一身，西晉時代的“中央集權”，很大程度上都被他們分掉了。

在司馬炎的分封政策里，各個諸侯王有權力挑選自己王國的官屬，那些能夠獲得都督要職的諸侯王們，甚至有權力組建只對自己負責的幕僚。無論是幕僚還是屬官，他們大多數都來自于一個階層：寒門。在當時西晉“九品中正制”的制度以及優(yōu)禮世家大族的政策下，一個人如果沒有良好的出身，是很難在政府里一展宏圖的。那些胸懷大志的民間草根們，也就只好再次尋找晉升之路，而為諸侯王們做幕僚和屬官，就成為了另一條新出路。長期以來，這些寒門子弟都受到世家大族的壓制，自然對世家大族深惡痛絕，所以他們一旦得到諸侯王的信任，成為其身邊的重要人物，就會利用一切機會，對世家大族進行反攻倒算，而反攻世家大族的最好手段，就是趁著天下大亂的時候，最大限度地削弱他們。如此一來，在唯恐天下不亂的問題上，這些諸侯王身邊的寒門隨從幕僚們，比諸侯王本人還積極，在之后西晉的歷次變亂中，都有他們推波助瀾。在這樣的局面下，西晉的變亂，也就越發(fā)不可避免。

西晉王朝的政權，在晉武帝在位的時候是非常穩(wěn)固的，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晉武帝苦心營造的這個制度體系，短期之內確實能夠實現一種高層權力的平衡。在國家權力分配和利益分配上，這個體系幾乎兼顧了所有上層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即司馬炎用高官厚祿，抬高世家大族的地位，然后再用冊封諸侯的方式，將國家政權牢牢地把持住。但是，這個體系的平衡，需要一個重要的條件：國家的皇帝，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否則，他是壓不住這個權力的天平的。

對司馬炎來說，做到這點顯然是很容易的。他本身就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物，擅長玩弄權術，曹魏政權都被他玩死了，在這個權力體系中維持平衡，當然不在話下。可不是每個皇帝都有他這樣的能力，比如被他立為太子的兒子司馬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