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回講演講下來，我久已存心寫寫這樁離奇而真實的大公案：胡適，魯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國而共和國，再加臺灣島，前后左右，三種是非觀，三份教科書，三組話語場，于是胡適魯迅分別變成三個人：一位活在民國，一位待在大陸，一位遠去臺灣。換句話說，倘若民國的文人、49年后的書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談胡魯，怎么說呢，恐怕是一場話語和觀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愛胡魯的書，也會被歷史的分離所錯置，各持文化記憶之一端，彼此難懂，彼此撲空——其實何止胡魯二位呢，幾乎所有民國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為三，活在無數誤解正解與新說謬說中。

我不是指國家的統(tǒng)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時間的歷史人物居然一如當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經文戲出里的那個人么——魯迅與胡適離我們實在并不遠，倘若文化中國不割離，五四傳統(tǒng)不裂變，則胡適魯迅不該在兩岸此消彼長的歷史劇情中，忽而被禁絕，忽而成顯學，忽而當圣人，忽而作惡魔……面見海嬰先生的一刻，我確認魯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門外與山陰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與著作的主人。當我結結巴巴試圖描述我所望見的魯迅，我是在說出我的相信與不相信，是在為自己的判斷，娓娓辯護。在這辯護過程中，我想象魯迅與他的敵友們活在眾聲喧嘩的民國。

所以我很少很少談及魯迅的文章：他無須辯護。他的自供詞與辯護狀，就是他寫的書。

說來奇怪：自從公開講過魯迅后，近年，我竟不很經常念及老先生了。什么緣故呢？而近日校稿，逐篇一過，又發(fā)現我關于大先生想要說的話，其實并沒說出來。集子里末一篇《魯迅的墓園》，寫在2000年，當時就算借此還了愛敬魯迅的愿?，F在選作附錄，順便再補幾句閑話吧：那一次，我在虹口公園注意到毛澤東手書的魯迅墓碑給兩側的美樹遮沒了，及后見到海嬰先生，他就說，他曾幾度向上海市政府申請作修剪，迄今沒下落。我暗想：花木無心，遮沒了，豈不也好。記得魯迅初葬的那塊碑，字體拙樸，筆鋒轉折竟有魯迅手書的圓潤而內斂，誰寫的呢，動問海嬰，原來竟是他七歲喪父時，由母親扶持著，一字一字親手寫成的。

嗚呼！愿有關魯迅的想象匯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為弟弟的幾句話，雛兒的幾個字，魯迅之為魯迅，算是有一份平實的交代與存證在，縱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

2010年12月31日寫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