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法新社記者以《玫瑰花的早晨》報道此事，這個細節(jié)給了遠在倫敦的戴高樂將軍和他的自由法國的戰(zhàn)士們極大鼓舞。十年后，戴高樂還專門找到了洛希亞，并且將她稱為“巴黎的玫瑰”。當年執(zhí)勤的德軍士兵著書回憶此事時，同樣不忘感慨：我們可以征服這個國家，卻無法征服生活在這里的人們。

這是兩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前者，征服羅馬帝國的，不是博訥，而是生活。準確說是平民的生活愿望征服了帝王的政治野心。在那樣的年代，不跟隨國王打仗算是“政治不正確”了。然而，這才是歷史最真實的面貌——所有帝國終究灰飛煙滅，只有生活永遠細水長流。而后一個故事則表明，即使大軍壓境，即使槍炮壓倒了玫瑰，生活仍是可以選擇的，人們一樣可以盡享伊迪絲?皮阿芙《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中的情愛，選擇站在玫瑰一邊。你可以剝奪我的自由，卻不能剝奪我對自由的不死夢想。你可以摧毀我的美好生活，卻不能摧毀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向往。

二十一世紀，我們該怎樣哺育和記錄文明，如何從政治的世紀、流血的世紀，回到生活的世紀，流汗的世紀，在此我們不妨溫習一下威爾?杜蘭特寫在《世界文明史》開篇中的一段話：

“文明就像是一條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鮮血是人們相互殘殺、偷竊、爭斗的結(jié)果，這些通常就是歷史學家們所記錄的內(nèi)容。而他們沒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們建立家園，相親相愛，養(yǎng)育子女，歌唱，譜寫詩歌，甚至創(chuàng)作雕塑?！?/p>

偶爾走失，從未離開。沒有比生活更古老的過去，也沒有比生活更高遠的未來。無論經(jīng)歷多少波折、困苦與殘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尋，亙古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