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慘案”發(fā)生后，由張作霖主政的北洋政府亦大受震動。當(dāng)日軍在濟南與北伐軍大打出手時，奉軍并未乘勢而上，而是選擇了迅速撤出山東。

當(dāng)時在北洋軍人中帶有一個傾向性的意見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最后只會讓日本從中漁利（“國內(nèi)政爭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應(yīng)該采取的辦法是“速息內(nèi)爭，一致對外”。

可是北方說喊停，要是南方仍不罷休怎么辦呢？

不管它，我們未戰(zhàn)就先贏得了“公理”，到時候即使出關(guān)也有面子了。

這一意見首先得到了在河北前線負責(zé)軍事的楊宇霆、張學(xué)良的支持，不過他們提出，為免過度剌激日本人，最好不要公開提“對外”這兩個字（“萬勿倡言對外，致激日方之反噬”）。

老大張作霖深以為然，拍案定調(diào)：就這么辦！

民國十七年（1928年）５月９日，張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向全國發(fā)出通電，宣布“息兵”，同時命令前線奉軍后撤，以便讓南京政府能夠騰出空來對付日本人。

日子是老張?zhí)氐剡x的，十三年前的這一天，袁世凱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從此它就成了中國的國恥日（即“五九國恥”）。老張的用意再明顯不過，他要用此舉來為北洋軍人正名，洗刷過往之恥。

由于通電里沒有“對外”這一條，當(dāng)時日本政府只是認為張作霖在關(guān)內(nèi)扛不住了，便又動起了趁火打劫的念頭，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要老張答應(yīng)“滿蒙新五路”。

提起這個事情，還說來話長。

在張作霖入關(guān)后，趁著他不在奉天，日本駐奉總領(lǐng)事吉田茂曾找到奉天省長，要求東北方面立即停止自筑鐵路，實在要筑也行，那得借他的款，受他的制約。

要是我不干呢？

那就對不起了，我的南滿鐵路就再不會幫你運一個兵。

老張從奉天省長那里接到報告后，大怒：你不讓我自筑，我偏要自筑。

見總領(lǐng)事碰了壁，田中以為是規(guī)格還不夠，就又派日本公使芳澤謙吉上場。芳澤走的是正規(guī)渠道，他向張作霖提交了一份“滿蒙覺書”（也就是滿蒙備忘錄），要求老張對滿蒙“一切懸案”來個一攬子解決。

老張哼了一聲，我現(xiàn)在是全國大元帥，管的是全國的事，滿蒙屬于地方，你應(yīng)該找地方辦理才對。

芳澤腦子死，他回來后，還傻乎乎地真準備去找奉天省交涉。沒想到這次人家省長都沒用露面，群眾就把芳澤給嚇跑了——奉天爆發(fā)了2萬人的反日示威大游行。

用愛國運動來對日方施加壓力，那也是老袁在世時就用過的招數(shù)。

吉田和芳澤兩個人都鎩羽而歸，把一個人急得頓足大叫：你們一個太急躁，一個太笨蛋，還是看我的吧。

此人是滿鐵（南滿鐵路公司）總裁山本條太郎。

滿鐵有政治機關(guān)的性質(zhì)，但外面打的招牌就是一個?經(jīng)營機構(gòu)。有了這個面具作掩護，山本便采取了“人性化”交流手法，派多年在張作霖身邊做顧問的兩個人去進行“秘室交談”。

兩個日本顧問帶去的就是“滿蒙新五路”方案，也就是由日本借款給中方，以便取得五條鐵路的修筑和控制權(quán)。

為什么叫“新五路”呢？因為原先袁世凱和日本政府簽過好幾個“滿蒙五路”或者“滿蒙四路”方案，但從老袁開始，北洋政府的頭頭腦腦們就蕭規(guī)曹隨，一個比一個賴皮，實際上半條路也沒筑成。

輪到張作霖成了“東北王”，日本就跳過北京政府和老張談。老張很清楚，如果他不答應(yīng)這些條件，就拿?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于是就同意開工?？墒亲屓毡救耸剂喜患暗氖牵蠌埲匀徊扇×撕彤?dāng)年袁世凱別無二致的做法，這邊答應(yīng)你筑路，那邊他自己也筑路，而且好幾條還與南滿鐵路成“平行線”，等于抵消了滿鐵的作用，同時使后者在經(jīng)濟競爭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壟斷地位。

日本政府為此氣得要死，所以才要威脅東北方面停止自筑鐵路。

“滿蒙新五路”實際來源于參謀本部提出的方案，最初是準備今后與蘇聯(lián)在北滿會戰(zhàn)時進行軍事輸送用的，因此其范圍大大超出了“舊五路”，用張作霖的話說，等于是在東北放炸彈。

盡管你們笑著跟我說話?這字我還是不能簽。

其中的一個日本顧問，就用站在老張立場上講話的口氣威脅他：大帥，還是先答應(yīng)一下吧，我們那邊的軍人一個個都兇狠跋扈得很，你不合作，他們會去幫助你的南方敵人的。

這句話很見份量。其實老張也知道這兩個“密友”是帶著日本政府的使命來的，他們說的話就意味著政府在下最后通牒。

當(dāng)時北洋勢力已處于明顯的劣勢，第一次北伐雖未取得最后成功，卻把直系的吳佩孚干倒了，皖系的孫傳芳也岌岌可危，南方政府已得半壁天下，而原先北洋的三架馬車，現(xiàn)在只剩下奉系一股。雖然第二次北伐還沒開始，但也已?是箭在弦上的事情。自己如果再跟日本人硬來，袁世凱就是前車之鑒。

山本這次沒有光派兩張嘴，還有一張500萬元的支票。只要答應(yīng)簽字，那張支票就是張作霖的，而這筆錢對于內(nèi)外交困的北京政府來說，自然也等于救命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