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時光

電影院源于大眾傳播技術的發(fā)展，同時也成為那個時代所有新發(fā)明的巔峰。當時發(fā)明了電報機（1837）、攝影術（1826-1839）、打字機（1873）、電話（1876）、留聲機（1878）、膠卷（1880）、柯達相機（1888）、約翰·伊士曼（George Eastman）的電影膠片（1889），托馬斯·愛迪生的活動畫面照相機（1891-1893）、馬可尼（Marconi）的無線電報（1895），以及電影視鏡（1895-1896）。

愛迪生在電報、留聲機和電的發(fā)展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用留聲機作為他電影“發(fā)明”的模型。事實上，與其說愛迪生發(fā)明了，倒不如說他制作了第一個活動畫面照相機，即電影視鏡（Kinetoscope）。愛迪生的目標——創(chuàng)造一個“如留聲那樣用耳朵來聽，卻是用眼睛來看的設備”——是通過他的助手W.K.L.狄克遜（W.K.L.Dickson）實現的。這種設備本身是以艾蒂安-朱爾斯·馬瑞（Etienne Jules Marey）的早期工作為基礎的。

電影視鏡與電報、攝影機、電話、留聲機以及無線電報一起共同改變了19世紀末的文化面貌。由于信息幾乎能夠從不同的地理位置同時傳遞，以計量異地之間需要的時間為基礎的傳統(tǒng)時空觀被重新界定。傳統(tǒng)的時間觀歷經修正，正如攝影機能夠抓拍此時此景一般，回避了更為原始的存在形式。攝影術與素描、油畫和雕刻不同，它能在某些事件突然消失之前，記錄下瞬間的場景，因此現在與過去都能從時間的軌跡中被保留下來，將其在不斷的進程之中提取出來，定格成永恒。電影記錄可以再現流逝的時光，而這在以前即便是利用攝影術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攝影術與電影采取了一種全新的現代時間觀，并且使之制度化。時間不僅能夠被抓拍，而且能夠被重新展示。而在某種意義上，它成為一種商品。在過去，時間是被“度過”的，隨后，那段時間的經歷就永久消失了。但是由于使用攝影術，留聲機以及電影，時間被對象化了。它能夠在市場上以照片、唱片及電影的形式銷售，能夠無數次被重新體驗。簡言之，發(fā)端于19世紀末新的通訊技術通過把時間轉化成一種可以再生和銷售的產品，推動了大眾文化的誕生，迎來了大眾消費的時代。電影使時間的對象化與商品化成為其成功的關鍵。

作為一種媒介，電影院意識到20世紀消費群體的目標，是工業(yè)革命塑造了他們的渴望。廣告與其他宣傳媒體鼓勵這些群體去消費機器生產的產品。大規(guī)模生產的產品包括從實物（如化妝品、衣服、居家裝飾和食品）到非實體的產品（如電影）。電影院作為一個完美的消費產品出現，不僅因為它給觀眾一種消費的經歷，而且充當了其他大規(guī)模生產的產品的展示功能。正如查爾斯·埃克特（Charles Eckert）所認為的：電影是消費商品的陳列櫥，包括縫紉機、打字機、電話、汽車、家具、時尚產品，這些商品正是有些觀眾所尋求的東西。

窺鏡與放映機

直到技術從最初的窺鏡（peepshow）的形式發(fā)展到在黑暗劇院里銀幕上放映的影像時，電影院才作為大眾消費的一種形式脫穎而出。而愛迪生的電影視鏡只能在一種廉價的娛樂廳使用，這些娛樂廳只有幾臺機器，一次僅供一名顧客觀看一部50英尺（約15-24米）長的短片。第一家娛樂廳配有5臺機器。只要交25美分（或每臺機器5美分），顧客就可以在不同機器之間走動以便觀看不同的電影（或者在不同機器上欣賞職業(yè)拳擊賽的不同比賽片段）。

電影視鏡的拱廊是按照留聲機業(yè)務廳的模式建立的，留聲機在此前幾年對愛迪生而言是很成功的。在留聲機業(yè)務廳里，顧客戴著單個的耳機，在機器之間走動以便聽到不同的錄音演講或者音樂。電影放映廳也起到了類似的功用。愛迪生更感興趣于把電影視鏡銷售給這些業(yè)務廳（一臺視鏡大約250美元），而對放映的電影（一部電影大約是10-15美元）并不感興趣，他于是排斥研發(fā)放映技術，其理由是：如果他制作與銷售放映機的話，那么放映商從他那兒只是購買一臺機器，即一臺放映機，而不是多臺。

然而電影放映商想讓利潤最大化，他們更樂意通過放映大量的影片，以及通過一次為成百上千觀眾放映（而不是一次只為一個人）和收取25-50美分的門票等方式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第一家電影放映廳于1894年開始營業(yè)，一年后，有些放映商，如盧米埃爾兄弟（Louis and Auguste Lumiere）、托馬斯·阿瑪特（Thomas Armat）、弗朗西斯·詹金斯（Francis Jenkins）、奧維勒（Orville）和伍德維勒·拉薩姆（Woodville Latham）（在愛迪生的助手狄克遜的幫助下）完善歌舞廳使用的設備，使合法的影院、當地市政廳、商場前面的劇院、露天市場和娛樂公園能為廣大觀眾播放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