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nèi)瓦會議第二階段，張聞天沒讓我去的主要原因是怕總理把我調(diào)走。還在日內(nèi)瓦的時候，有一次他就對我說，看樣子，總理好像對你很有興趣?很信任你，也很愿意多使喚你。我說，我是個勞動力又是個小干部，除寫點東西外，也許他看我使用起來方便。事實是，在代表團，我除參與起草發(fā)言稿外，還幫總理做些跑腿的工作，如和文件翻譯組的師哲、打字員等聯(lián)系以及傳遞文件等雜務。而且在起草或修改文件時還敢于提點意見。但是張聞天總覺得有危險性，所以就很果斷地不讓我繼續(xù)參加第二階段那十多天的會了?？偫淼诙稳ト諆?nèi)瓦路過莫斯科，我和宋以敏到別墅去看他。吃飯時他還開玩笑說，“何方不能堅持戰(zhàn)斗到底，大概是離不開宋以敏吧！這也難怪，青年人嘛?！逼鋵嵲谖铱磥?，張聞天也是多慮?當總理了解到他不愿放我走時，是不會提出調(diào)我去的。除非我自己要求去。但是我自己并不愿意去。原因是我對總理還有點怕，也不愿晚上上班。按照迷信說法，大概是命運注定我要跟著張聞天在1959年倒霉，還要遭受二十多年的批斗和勞改之災。

七，奉調(diào)回國

日內(nèi)瓦會議后，張聞天已經(jīng)知道決定調(diào)他回國了。他大概考慮到，來蘇聯(lián)四年，竟然沒有去一趟列寧格勒（現(xiàn)在又恢復原來的稱呼叫圣彼得堡），自然是件遺憾的事。所以1954年8月，他就組織人去列寧格勒參觀訪問，即沒能去接送艾德禮的那次。由于張聞天的節(jié)儉方針，使館大約?沒有人去過。可誰又不想去呢？但他規(guī)定的條件是，去的人必須自費。這就把許多人給嚇退了。因為那時蘇聯(lián)的旅游費用極高，去一趟列寧格勒得花好幾千盧布，誰舍得呀？最后報名和經(jīng)過批準去的，除他們夫婦外，只有我、宋以敏和鄢儀貞算是豁出去了。因為我估計，張聞天回國后我們也不會在蘇聯(lián)久呆。鄢儀貞是武官吉合少將的夫人，吉合已經(jīng)回國不來了，所以她不愿失掉這最后一次機會。但是到了列寧格勒，一住進旅館，發(fā)現(xiàn)開一個最低價的標準間也死貴。她覺得太不合算，就要硬擠到我們房間來湊合。我說，那怎么行呢？咱們可是外交人員，得注意影響呀?最后她只好單獨去住了。其實這也是張聞天節(jié)約得過了頭。你又要大家了解和研究駐在國情況，又要大家守在使館不得到外地去，那這種了解不是要大打折扣了？張聞天的這種做法，大概是現(xiàn)在的外交人員根本不可想像的。何況我們那次去還要了解那里留學生包括馮玉祥的女兒馮理達、女婿羅元錚等一大幫人的學習情況呢！

至于參觀，說來也挺有意思。張聞天喜歡到公園散步。劉英喜歡逛商店。我和宋以敏還是想多參觀博物館和一些著名的人文景觀。只有鄢儀貞隨大流。我心想，哪里沒有公園、商店？遠道而來，還是自費，把時間花在逛公園、商店上，實?不值得。例如對于可以和大英博物館、巴黎盧孚宮、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齊名的艾爾米塔日（冬宮）博物館，張聞天只領著大家用了不到半天時間，粗粗看了幾個大展覽廳就算交代了。我和宋以敏越想越不甘心，第二天一早不辭而別，又去了冬宮，看了一整天。晚上回來，張聞天還批評說，一起出來要注意集體活動！此后就只好跟著他們轉(zhuǎn)了。結果連斯莫爾尼宮、葉卡捷琳娜宮都沒去成，回來總是多少有些懊喪。

談到列寧格勒之行，就聯(lián)想到張聞天的儉樸作風，不但不合“時宜”，而且有時顯得有點過分。他從不請客送禮，誰要給他送禮，肯定碰釘子。大家?了解這點。所以我跟他工作十多年，還從來沒見過有人給他送禮。他也從來不請人下館子吃飯。我在外交部辦公廳工作，分工領導我們的是姬鵬飛副部長，在逢年過節(jié)時常要把他主管的幾個單位的負責人，約集到聽鸝館或萃華樓吃頓飯。連公安部長羅瑞卿，春節(jié)時還邀外交部辦公廳領導去北京飯店聚餐，說是感謝在保衛(wèi)工作中對他們的配合?？墒菑埪勌靺s從來不來這一套。他有時約人談完工作也留下吃飯，但都是家常便飯。一次他可能是為酬勞我，叫我下午把宋以敏帶來，一起吃晚飯。我以為有什么講究，結果和平時他們家吃的差不多，劉英還說加了兩個菜。由于?煙酒不染，也就從不以煙酒待客。他的這種不“從俗”，再加上一切按原則，不大講情面，所以往往得不到領導的賞識，還容易得罪同級或受他領導的高級干部。我親自經(jīng)歷過的就有：在遼東，省長劉瀾波和宣傳部長王錚就對他不滿；在駐蘇使館，他得罪了政務參贊溫寧（兩人作風差別太大）、文化參贊戈寶權（蘇方編百科全書，請戈提供當代中國人物，他卻提供了自己，而忽略了許多名人）等；在外交部，當他在位時，部司領導對他都挺好，可廬山會議一出事，就“墻倒眾人推”了。即使在他平反昭雪后那些批斗過他的部司領導干部，不但沒有一個人認過錯，而?有少數(shù)人還堅持對他的誣陷。中央給張聞天平了反，似乎對外交部的影響并不大。

張聞天的勤儉辦外交作風，也“殃及”許多人。不理解的人當然對他有意見。建國初，外交部對駐外人員的工資定得太高。當三兩年大使就可以在北京買所房子。例如王幼平、耿飆就曾各買了一套四合院，不過后來都交了公。張聞天出來當大使后，立即給外交部和中央寫報告，建議大幅度降低工資，而且?guī)ь^從駐蘇使館做起。所以我就沒享受到高工資的待遇，一直是月薪1200盧布，合人民幣600元。不過十多年的軍事共產(chǎn)主義生活過慣了，一切公家管，對錢并不在乎，所以大半都捐獻給抗美援朝買飛機大炮和買了公債。對買公債也沒想過還本付息這回事，以為和捐獻差不多。對錢的這種觀念，也是我們不惜自費去列寧格勒參觀的原因。

從列寧格勒回來不久，周總理就來電報先把劉英調(diào)回外交部做干部工作去了。同時也說“請聞天同志回外交部主持常務”。劉英走后，張聞天就一方面安排使館工作，搞當年的總結和第二年的規(guī)劃；另一方面是辭行拜會和分幾次到蘇聯(lián)外交部了解他們的機構設置、業(yè)務分工和工作經(jīng)驗。忙乎了一個多月，他就乘火車回國了。宋以敏因懷孕要生小孩，也跟他一起走了。對我的工作雖然沒有談?但我估計不會再留多久。而且宋以敏回去后就來信說，她回新聞司上班，龔澎跟她說，總理想把何方要到總理辦公室去。這就使我更加感到很快要離開莫斯科了，并且偷偷地做準備，特別是想大批俄文書籍怎么才能運回國內(nèi)。

張聞天回國不久，新任大使劉曉就來了。他到后不久就動員我要安下心來，起碼再干一年，因為研究室主任一下子找不到人頂替。但是1955年2、3月，外交部連續(xù)來電報催我回去，最后一次還規(guī)定，讓我乘飛機，一刻也不許耽擱，行李以后由使館給托運。這樣，我就在張聞天回國后兩個多月又搭乘伊爾14班機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