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為肯尼迪參議員工作

在舊參議院辦公大樓362室，肯尼迪參議員辦公室的一個無窗的小角落里，我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參議院生活。名義上我被聘為助理研究員，試用期為一年，我從屬于參議員的法務助理小蘭登·P.馬文。他是肯尼迪在哈佛大學的室友之一，是紐約著名律師的兒子，而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他的教父，也是他父親的工作伙伴。不久后，蘭登卷入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空郵件津貼事件，這件事對于參議員來說是不幸的，而對于我是幸運的?？夏岬蠌娜莸亟ㄗh蘭登在國會圖書館的一間小辦公室里全力解決這件事。而我隨后就升職為法務助理。

我升職后的新任務就是處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選民的所有法務信件，這些信件有些是表達問候的，有些是表示感激的，有些是無關痛癢的，有些是威脅恐嚇的，有些是詭異難懂的。大部分選民不過是要求肯尼迪對那些懸而未決的立法問題表明立場，或者針對肯尼迪對某些問題的觀點，表達他們的支持、反對或抗議。參議員對于這些信件的反應也有不同，有些向他尋求支持，有些需要他發(fā)表聲明，有些需要他謹慎地處理公共關系。我一一回復，大部分話都是事先準備好的套話。

1953年末，我在內(nèi)布拉斯加州大學法學院的同學李·懷特正考慮加入我們的工作團隊，我給他寫信介紹了我們的工作：

你可以把一年的病假一次性都請了，問題是我們沒有這種假。我們也沒有加班和固定工作時間之分，沒有獨立辦公室，你也不必期待這份新工作會帶來什么刺激。事實上，我擔心的是你會不會對我們的工作感到失望，因為我們必須接受法律思維受限于政治立場的現(xiàn)實，而且我們還要處理很多非法律事務。盡管如此，我還是喜歡這個工作，甚至包括法律事務之外的雜事。目前，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任務，例如撰寫文章，起草聲明，撰寫講稿等。

李還是加入了我們，我輕松地把處理選民信件的工作交給了他。

我們整個工作團隊的人并不多，在肯尼迪辦公室主任兼行政助理特德·里爾頓的帶領下運作，他在肯尼迪擔任國會議員的六年里一直擔任這個職位。參議員的私人秘書伊夫琳·林肯帶著幾個秘書和幾個來自馬薩諸塞州不同地區(qū)的年輕女士一起組成秘書團——有趣的是，她們的膚色正好反映出該州多種族的人口特征。在華盛頓會談時，我發(fā)現(xiàn)幾乎每個人都有外國血統(tǒng)——愛爾蘭、意大利、希臘。這樣的種族標簽對我來說很是新鮮，因為我從未意識到我父親是美籍丹麥人，我母親是美籍俄羅斯人，我父親忠心的秘書梅布爾·安杰洛是美籍意大利人。

進入?yún)⒆h院工作，我最初的工資每年只有八千多美元。四個月后我的工資增加了大約百分之五，可能是整個參議院內(nèi)所有工作人員工資都有微調(diào)，但是肯尼迪隨后給我寫信似乎想表達他特意為我漲工資，信中寫道：“你與我們共事以來，工作表現(xiàn)突出，我給你漲了工資……”

我與肯尼迪參議員第二次會面時，他就派給我一項重要的任務，那是一次決定性的會面。他讓我草擬一份促進新英格蘭地區(qū)經(jīng)濟復蘇的立法程序的規(guī)劃。經(jīng)過與專家?guī)讉€月的研究和磋商，我起草了這個規(guī)劃，肯尼迪在參議院大會上一連講了三次話，每一次幾乎都講了兩小時，內(nèi)容廣泛，大約列舉了40條對立法和行政的建議。

這三次講話是肯尼迪參議員在參議院的第一次亮相，大會持續(xù)了三天的時間，當時是1953年5月，他上任僅僅四個月。他詳細分析了馬薩諸塞州和新英格蘭地區(qū)的經(jīng)濟危機，以及經(jīng)濟危機給工人、家庭、工廠和社區(qū)帶來的影響。在參議院大廳堅持聽完他講話的人并沒有多少，只有幾個自由民主黨的朋友，像保羅·道格拉斯、休伯特·漢弗萊和休伯特·雷曼，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仔細聽著并偶爾提出中肯善意的疑問。

我和肯尼迪參議員都很擔心這次講話是否有作用，而新英格蘭地區(qū)的持支持態(tài)度的報紙編輯和專欄作家對他的講話表示了很大的興趣。他說考慮到國家利益，其他有剩余勞動力的地區(qū)也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提議的解決方案將使整個國家都受益。當他還是國會議員和參議員候選人的時候，就曾經(jīng)多次提及這個問題，這次他提供了更多的事例和數(shù)據(jù)。我們又在這三次講話稿子上增補了一些內(nèi)容，合編成一本書，定名為《新英格蘭地區(qū)經(jīng)濟報告》，然后分發(fā)到參議院各處。